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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劉細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詩在漢代似乎不是令人驚奇的事情。這些例子表明，在兩漢時期，至少在中上層社會，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們才能寫出文采燦爛、語言優美的詩賦作品。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誇讚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六誦詩書”，真實地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東漢儒學和文學的發展，與教育的初步繁榮是密切相關的。作為西漢的延續，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教育制度，但是學校規模更加龐大，受教育者更加廣泛。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興建太學。漢明帝劉莊曾親自到太學行禮講經。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漢質帝時，洛陽太學生最多時達三萬人。許多儒家學者的私學門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著錄弟子上萬人。這進一步表明漢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階層的壯大。

以“五經”為主的儒家經典依然是官學和私學必學內容。因古代印刷業不發達，讀書必須靠人工抄寫，抄來抄去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由於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經書文字的現象。因此，漢靈帝熹平四年，著名學者蔡邕、楊賜、馬日磾等建議，將儒家經文刻製成石經，供學官們正定校勘，作為向太學生講授的標準經本。後世稱為“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共刻《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七經，凡六十四石，計200910字。從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歷時九年才製作完成，立於洛陽太學門前。《後漢書…蔡邕列傳》載：“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這部石經刻成後不久，董卓毀壞洛陽宮廟，太學荒廢，石經屢遭破壞，至唐貞觀初，幾乎毀壞殆盡。《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熹平石經》與三國魏正始年間刻制的《正始石經》、唐文宗開成2年刻制的《開成石經》為我國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經。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是漢代成就最大的經學家，是漢代講經注經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他一生不曾為官，將畢生精力完全付諸經學研究和教育活動中。鄭玄拜師求學時間之長在古代學者中是很罕見的。據《後漢書…鄭玄傳》，他少即好學，進入太學學習《韓詩》等儒家經書。後從師馬融，專攻古文經學。三年學成之後，鄭玄又遊學近二十載，始歸鄉里聚徒講學，弟子多至千人。他繼承其師馬融的學說，廣採眾言而又有自己的見解，在其經注中力求採納各家之長。鄭玄註釋經書時摒棄了逐字逐句解說的章句形式，註釋簡明扼要，便於學習掌握。因此，鄭玄的經學一時壓倒了其他各家經說，很快得到社會的推崇，尤其是苦於浩繁章句之學和深嚴門戶之見的儒生紛紛改宗鄭學。

鄭玄學習《詩經》，起初是學《韓詩》，後來又師從馬融學習《毛詩》，他認為《毛詩》比《韓詩》好，就以《毛詩》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棄了《韓詩》之說。鄭玄在註釋《詩經》時，不囿於門戶之見，雖以《毛詩》作底本，但也往往採用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學說。他的《毛詩箋》、《毛詩譜》是後世學習《詩經》的重要教材。《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兩個婢女的問和答分別引用了《詩經》裡的句子，“胡為乎泥中”一句出自《詩經…邶風…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詩經…邶風…柏舟》。從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鄭玄家裡的婢女對《詩經》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隨口而出，而且對答十分巧妙。其詩歌修養之高令學者驚歎，因此被作為風雅之事流傳下來。鄭玄開展詩歌教育的顯著成效於此可見一斑。

《後漢書》中記載了一些與詩歌教育有關的情況。如《後漢書…鄧寇列傳》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後漢書…馬援傳…馬嚴》載，馬嚴之子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由此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