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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中後期文人詩歌的內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傳統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頌德之風已消歇。在抒情方面，東漢中後期的文人詩廣泛地歌詠了夫婦或戀人相思離別之情、朋友之情、遊子思鄉之情，尤其是對於生命短促的感傷和短暫人生的慾望，開拓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題材；特別是感慨人生的主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成為詩歌的中心主題。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東漢後期文人的五言詩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雖然這個時期的文人詩歌還不足以取代辭賦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經顯示了這樣的趨勢，因而為魏晉時期以五言詩為主體的文人詩歌的高度繁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我國古代敘事詩的代表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技巧上，這兩首詩都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很大影響。《孔雀東南飛》全詩長達353句、1765字，是中國詩歌中罕見的長篇敘事詩。後人把《孔雀東南飛》與北朝的《木蘭詩》及唐代韋莊的《秦婦吟》並稱為“樂府三絕”。

《古詩十九首》這一組詩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標誌著漢代文人五言詩發展的新階段。就詩歌的語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狀況、表達的思想情調來看，其作者當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較高的文學素養的文人。在東漢中後期統治思想崩潰、社會動盪不寧的時代，一向以皓首窮經、報效國家為目標的文士們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們面臨著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從西漢初年以來詩歌中反覆詠唱的對於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進一步成為當時詩歌的中心主題。以感傷悲哀為基調，《古詩十九首》抒寫了閨怨、友情、相思、懷鄉、遊宦、行役等內容。作為漢代五言詩的代表性作品，《古詩十九首》對後代詩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在先秦兩漢是以民歌為主，到魏晉以後則以詩人的個人創作為主，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文人詩恰好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梁鴻（約25—約104）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人，是東漢初的隱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膽批判現實的優秀作品。這首詩透過宮室崔嵬的帝京與劬勞未央的人民的鮮明對比，直接對帝王提出指斥。詩中很特別地連用五個感嘆詞“噫”句，表現了強烈的憤慨。在當時文人的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敢於寫這樣的詩，顯示了詩人的勇氣。這首詩以它獨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內容而流傳後世。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是東漢時期著名是史學家、文學家。“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後漢書…班彪列傳》）可見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詩歌教育。他的《兩都賦》風格典雅和麗，是文學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詠史》詩，歌詠西漢文帝時少女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語言質樸，敘述簡潔。詩人在敘述中表現出了冷靜理智的成分，體現出文人詩歌的特點，對後來詩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後世盛行的“詠史”題材，也以此為起點。雖然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五言詩，但由於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項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項羽的寵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因此，班固的《詠史》詩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獨創的五言詩。《古文苑》所載班固的《竹扇賦》，由二句一轉韻的十二句七言句構成，實際上可以視為一首完整的準七言詩。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以知識廣博著稱。其賦今存《思玄賦》、《二京賦》、《南都賦》、《歸田賦》等，尤以《二京賦》著稱。其《歸田賦》是辭賦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園隱居樂趣的作品。作為東漢中期最傑出的詩人，張衡寫出了中國詩歌史上現存第一首獨立的完整的七言詩——《四愁詩》。《四愁詩》全詩共四節，受《詩經》中民歌重章疊唱手法的影響，每一節略作變化，語言也比較質樸，具有濃厚的民歌風格。雖然它的個別句子有脫胎於楚歌的痕跡，但它在七言詩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節：“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詩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尋找自己的所愛，卻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懷憂愁，表現出對美好愛情的深沉思慕，與《詩經…蒹葭》相似，風格婉轉動人。這是第一次用來寫情愛題材的七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