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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漢書…儒林傳》還記述了魯許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傳授魯詩的事蹟，其弟子“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可見魯詩在西漢傳播之廣。

《漢書…儒林傳》載：“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毛公，趙人也。治《濰》，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可見齊詩、韓詩傳播也較廣，而毛詩則遜色許多。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併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記載了西漢初賈誼學詩誦詩的情況：“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漢書…賈誼傳》引用了這段記載。這段話表明賈誼在十八歲以前曾經學習《詩經》，並“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後有因廷尉吳公的舉薦被漢文帝任命為“博士”。

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私學興盛，官學衰微。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以後，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漢書…董仲舒傳》）的建議，在長安設立太學，專設五經博士教授儒家學說，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經（《易》、《詩》、《書》、《禮》、《春秋》）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學說。《漢書…武帝紀》載：“（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在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元帝時博士弟子已達千人。西漢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時為了籠絡廣大儒生，樹立自己的聲望，在長安城南興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達一萬餘人，太學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為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襲了二千多年而沒有大的改變。這一時期，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得到空前發展，並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學校制度，太學成為國家的最高學府，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的學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儒家學說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尤其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詩歌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說的“詩”奉為“經”，此後便稱“詩經”。《詩經》是漢代確立的“五經”之一（《樂經》早已失傳）。賈誼說：“為之稱《詩》，而廣顯道德，以馴明其志。”（《新書…傅職》）董仲舒說：“《詩》道志，故長於質。”（《春秋繁露…玉杯》）《毛詩序》中對詩歌抒發志向的作用更有具體的闡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古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代學校分為官學和私學兩種，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雲：“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說明了官學的基本教材。《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學選學教材。漢代的儒生對《詩經》是極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學家揚雄在辭賦的創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詩經》裡的句子，這說明漢代學校教育對於《詩經》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