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頁)

難說了。”

進入45年以來施倫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動，尋求與英美的外交談判機會。我定期向他彙報，但最近已經很難見到他了。這個告訴我間諜從不講信仰的人，如今卻假設德國仍是自己的籌碼。

“一種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這句話原是他送給我的。

蓋倫不願受施倫堡的挾制，他要另謀一條更隱秘的道路。這條路上也許有我，但那會是一條怎樣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單位裡還有一些事要我處理。您能派人載我到貝卡爾大街嗎？”我兩邊都不選。

汽車在貝卡爾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築前停下來，褐色的外牆和樣式普通的窗門將它隱蔽進環境裡，絲毫不像一箇中央衙署。我和一個總參少尉走了進去。他是蓋倫派來確認我的行蹤的。

“我想您是荷爾施泰因人，別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這樣堅定而又機敏。”我隨口說道。他為我拉開車門的動作乾淨，如果一個人既有北方人的肅穆，又像南方人那樣善於交際，多半是來自日德蘭的海港。

“我家在呂貝克。”他談及家鄉時下意識地抬高聲調。那是漢薩同盟的舊都，磚紅色的房子沿著運河鋪開，而盟軍在這裡投下第一枚炸彈。

“戰後呂貝克也許會被英國託管吧，您的英文怎樣？”我領著他走在空曠的過道里，緊閉的房門就像一座座墓室。

他在斟酌詞句，“元首不是說……要戰至一兵一卒？”

“那麼這一兵一卒就該好好的想，該如何保衛從阿爾薩斯到但澤的這個國家。”

我們來到檔案室。這裡藏有一切證據，日後讓其佔有者據以邀功，或落入敵手成為罪證，無疑是一個機構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個戴著圓形眼鏡的文人，他並非我的僚臣，但這種時候，人們關心出路遠勝於升遷。

“我奉處長命令在這裡看點東西。”我對他說。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鑰匙。

“您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問起，就說我讓您去菩提樹下大街78號，取一份綠皮書。”我讓這句話停頓片刻，”不過那裡也已經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應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溫厚的紙張在火焰裡從邊緣開始發黑，旋即淹沒在殘燼當中。這些檔案記載著國外政治情報處的工作：它由帝國安全域性局長海德里希授意建立，1939年施倫堡主導的文洛事件讓它躋身歐洲一流的諜報機構，時間僅僅過去6年，現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標著不同顏色的檔案夾抽出來，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國國防軍反戰派的英方接頭人白斯特於1939年11月被捕，溫莎公爵與希特勒的聯絡在40年牽成一線，共產主義的紅色樂隊全軍覆沒是由於其內部叛變，斯大林格勒圍城戰失敗後，拖住蘇聯的是成為德國探子俄國俘虜，黑色樂隊在1944年2月與軍諜局一同垮臺，此後直到戰爭結束，德國與西方的和解由政情處出面。——這些故事已經不需要主角，不久將任人評說。

而這些檔案涉及現代德國最有效率的諜報系統怎樣運作，有哪些聯絡站，其關鍵人物是誰。情報系統是國家的耳目和神經線，若它們落入敵手，德國就會被套上轡頭。

“您不來保衛從阿爾薩斯到但澤的這個國家麼，我可是在單兵作戰。”我把一疊卷宗放到少尉手裡。

他有些忐忑。這些檔案沒有副本，其上均勻的灰塵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閱謄寫。很多人都想左右歷史，但是當歷史在你一揚手間化為烏有，人們又膽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點什麼，日後總會有用。”

“盟軍並不希望德國繼續存在。”

“那麼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著自己是否逾越了應有的距離。我當然會活下去，我所知道的這些實情將成為德國情報系統重新建立的依據，但在這之前，高層們會偷取對方的底牌、互相告發、誹謗中傷、再毀屍滅跡，伴以丟車保帥。等到塵埃落定，勝利者才來招攬那些倖存下了的“車”。

我該站在哪邊？我的上司施倫堡已經不與我聯絡，我沒有更可信任的上級。

“我碰巧不太擅長亂世求生，我只是個專家。”我一筆帶過。少尉太年輕，以為國家機構間無不通力合作，“但願再見面時，我還沒被梟首示眾。”

空襲警報拉響時，我們已經在地下室抽菸。他會如何向蓋倫報告呢：加蘭中校銷燬了政情處的機要檔案，只留下每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