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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與拉丹二度進行實驗，地點在一個有通風口的房間。被試為4名大學生，其中3名為刻意安排，另外一名被試則不知情。4人必須坐在房裡填寫有關大學生活的問卷。幾分鐘後，達利與拉丹暗中前往大樓管道間，將某種氣體釋放到被試所在的房間，氣體對人無害，卻能讓人以為發生了緊急情況。一開始，只有些許煙霧緩緩飄進房裡，然而不知情的被試已經察覺異樣，其他3人事先已得到指示，此時必須神態自若，繼續填寫問卷。

接著煙霧逐漸變濃，加速飄散，最後瀰漫了整個房間，在裡面只能看見景物模糊的輪廓。後來屋裡的人因煙霧嗆鼻，開始咳嗽。每一位不知情的被試都面露驚恐，看著煙霧從稀薄轉為濃密，儘管不明白其他人為什麼會如此鎮定，但還是回到座位繼續填寫問卷。有些被試會走近通風口察看，不過當他看到其他人並不緊張擔憂時，便又回到座位繼續填表。這種反應真是詭異！有些被試會向他人提到通風口有煙灌入，詢問這種情況是否常有。其他人只是聳聳肩，不回答。只有一位被試在4分鐘內起身下樓，告知主試此事，另有3個人在實驗結束前告知主試，而剩下其他人完全沒有采取行動。這些人之所以將緊急狀況解釋為空調系統的小故障，是因為他們做判斷的依據是旁人的舉止神態，而非實質證據。這種解釋彷彿魔咒，讓他們動彈不得，只能忐忑不安地等待。等到主試進來宣佈實驗結束時，他們的頭髮、嘴唇都已蒙上一層薄薄的白色粉塵。

這實在很有趣！這個實驗反映出人類本性的愚昧。我們寧願拿生命冒險，也不願破除刻板觀念，即使面臨生死關頭，還要顧慮舉止是否得體。這是多麼不合常理呀！達利與拉丹後來改變實驗設計，讓被試獨自在房間裡。幾乎每個人一看到煙霧瀰漫，都認為是發生了緊急事件，立即通報主試。

自殺會傳染嗎

社會暗示作用（social　cuing）、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人眾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其實只是用專業詞彙表述上述詭異的行徑。我家對面有間美麗的教堂，石頭外牆上佈滿青苔。有時我會上教堂聽聖歌。每週日佈道儀式結束後，就會有個捐款籃子傳遍在場信眾。

研究珍諾維斯命案與煙霧實驗時的某個星期天，我發現在第一位信眾還沒拿到捐款籃之前，裡頭就已經放了一些鈔票。幾個星期後，在酒吧當調酒師的姐姐告訴我，她每晚都會先放幾張鈔票在裝小費的高腳杯中，“這樣可以拿到比較多的小費。顧客以為前面的人給過了，就會跟著做”。模仿是人的本能。

達利與拉丹的實驗促使動物學家著手研究，野生動物是否也有類似的傾向。例如，長頸鹿會先左顧右盼，確定四下無人後，再吃掉樹葉嗎？靈長類動物會根據群體反應，再決定接下來要怎麼做嗎？據說小火雞必須發出一種很特別的叫聲，母火雞聽到後，才會去照顧它們。如果小火雞沒有發出那種叫聲，母火雞就不會去哺育小雞，小雞就會餓死。科學家錄下那種叫聲，把放音機綁在火雞的天敵臭鼬身上，播放錄音帶，觀察母火雞的反應。這種環境暗示的力量驚人，母火雞循聲前去哺育小火雞，反被臭鼬吃掉了。

動物學家因此認為，動物與生俱來就會受特定社會暗示的影響。而人類所受的社會暗示則是後天學習的產物，兩者是不同的。因此科學家認為人類應該不具有“接受暗示”的基因，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所處的世界充斥許多複雜訊號，涵蓋細胞、化學、文化等各個層面，不論體內發出的，還是體外傳來的，訊號傳遞從不間斷。大量訊號稍縱即逝，根本沒時間逐一檢視所有證據，更沒有時間經過審慎思考之後再做出反應，如果真要這樣做，我們會先累癱了。

社會暗示讓我們知道，什麼時候跳舞、什麼時候領聖餐、什麼時候做愛最恰當。不過達利與拉丹的研究指出，這套解讀資訊的機制並非萬無一失。加州大學社會學家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分析聯邦調查局與加州警署的資料，發現了一個相當怪異的現象，若有自殺案件發生且經媒體大肆披露後，墜機與車禍的死亡人數頓時增加許多，菲利普斯稱之為“維特效應”（the　Werther　effect）。

典故源於14世紀德國文豪歌德之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書中飽受感情折磨的虛構人物少年維特，最後因感情受挫而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