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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電話報警，不過受害女子已經身亡，救護車前來把她載走，當時是凌晨4點，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繼續睡覺。

你們究竟為什麼這麼冷漠

一開始大家以為只是皇后區又有夜歸婦女遇害，《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地方版僅以4行字報導這一案件。不久之後，該版主編羅森塔爾得知，當時有許多人目擊整起案件，卻袖手旁觀，因而寫下《38名目擊者：珍諾維斯命案》（Thirty…Eight　Witnesses：　The　Kitty　Genovese　Case），《紐約時報》不僅報導了整起案件，還陸續發表了幾篇報導，提及這些旁觀者的奇異行徑，文章引發全美民眾譁然，討伐之聲四起。眾多讀者寫信給紐約時報。有位讀者說：“我認為貴報應該設法取得這些目擊者的名單，並公之於眾。這些人坐視不管而導致難以挽回的後果，理當受到社會譴責。”一名教授夫人寫道：“他們的沉默，甚至是懦弱、冷漠，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假如現行的紐約州法律不能給予這些人懲處，我們認為貴報應該敦促紐約州議會盡快修訂法律。此外，既然這38位目擊者對道德義務置之不理，我們認為貴報應公佈其姓名地址，以示懲戒。”

紐約大學的達利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拉丹和許多紐約人，都看過這些讀者的反饋，也都想知道為何沒有人伸出援手。是冷漠？還是因為其他心理因素？各領域的專家紛紛提出假設來解釋這些目擊者的反應。紐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社會學系教授福克思（Renee　Claire　Fox）認為，這些目擊者的行為是“假性否認”（affect　denial）的結果；換言之，他們因為極度驚嚇以致無法反應，甚至毫無感覺。巴內教授（Ralph　S。　Banay）則認為電視應是罪魁禍首，美國人深受電視影響，早已習慣於層出不窮的暴力，因而分不清電視與現實。巴內還以當時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論解釋這一現象，他說：“這些人（目擊者）受到外界刺激的催眠，耳朵手腳都不管用了。成熟且人格健全者就不會這樣。”十多年後，羅森漢發表了假精神病人實驗的結果，著使巴內的說法遭到強烈質疑。知名心理學家門寧格（Karl　Menninger）則認為：“群體的冷漠就是一種侵害。”

達利與拉丹並不滿意這些解釋。他們和米爾格拉姆都是富有實驗精神的社會心理學家，相信人格的影響力不及情境。再者，上述說法顯然與直覺相悖。若有歹徒強暴並殺害年輕婦女，並且持續近半個小時，以常理判斷，應該沒有人會袖手旁觀。人們只要拿起電話報警，就能幫忙受害者，這是多麼容易！這樣，既不會有生命或安全上的顧慮，也不會因與這樁案件“有關”而受連累。我們可以確定，這些目擊者有的已養兒育女，有的從事救護相關的工作，這些人並不是殘忍無情。珍諾維斯遇害當晚，必定有某種神秘力量作祟。那一年，冬天並不寒冷。

有些實驗的目的在於驗證假設，而有些只想探求答案。達利與拉丹觀察此案與美國群眾的反應，發現了若干疑點。於是兩人開始設計實驗。他們不可能以謀殺案件作為場景，因為實驗情境會使人突然感到身體不適。他們以研究都市大學學生的適應情況為名義，徵求不知情的紐約大學學生參與實驗。被試單獨坐在一個房間裡，透過麥克風談論自己在紐約大學裡遇到的挑戰。其他房間架設放音機，裡頭放著錄有其他學生談話的錄音帶。所有房間都以音響線連線，被試可以聽到其他房間傳來的談話，但不知道那是在放錄音，他們以為真的有其他人在場。實驗的規則是這樣的，每個人用兩分鐘時間講述自己遭遇的問題，被試必須依據預定的順序，聆聽錄音談話內容，輪到自己時才能發言。還沒輪到的時候，麥克風就不開，被試只能聽其他人講述，方式類似團體治療。最初參與實驗的有59名女性，13名男性。

主試首先播放錄音談話，這名學生自稱患有癲癇，他用躊躇為難的語調對“在場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發作，特別是在考試前。在紐約生活很艱難，紐約大學也不好混，他的聲音慢慢減弱。這時另一個聲音出現，聽起來是個活潑健談的人。不知情的被試想必以為有另一個人在鄰近的房間，絕對想不到只是播放錄音帶。被試說完之後，接著又陸續播放幾段錄音訪談，直到狀況出現：患有癲癇的那個人發病了。

因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離的房間，不知情的被試看不到對方發作的模樣，也無法看到或聽到“應當在場”的其他人有何反應。假裝癲癇發作的人起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