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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被試因盛怒失去理智而下毒手的可能。這些被試性情溫和、奉公守法、疼愛子女、家庭美滿，且都沒有不良嗜好。

離經叛道的社會心理學家

米爾格拉姆是社會心理學家，所以勢必從情境的角度來解讀其實驗發現。社會心理學主張，人格（你是誰）不如環境（你在哪）來得重要。米爾格拉姆表示，他的實驗證明，只要所處環境需要，任何正常人都可能成為殺人兇手。多年來，他不時以此實驗來解釋越戰士兵與納粹軍官駭人聽聞的行為。德裔美籍學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撰文報導納粹將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審經過，文中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觀點，認為艾希曼是因為身處官僚體制下，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盲目服從指令，才犯下那些殘酷罪行的。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正可與此篇論文相呼應。事隔多年，社會心理學家仍舊極力強調，關鍵在於情境，而非人格。與米爾格拉姆合撰《炫與情境：社會心理學觀點》（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的羅斯說：“並不是說因為人格不具有穩定性，所以人類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不受人格特質的影響。而是因為人格特質往往不敵時間、地點、同伴等環境因素。”換言之，羅斯等人主張，人類行為只有部分源於穩定的內在人格，絕大部分隨外在力量的改變而變化。

米爾格拉姆與埃爾姆斯完成初步的實驗後，隨即著手研究與服從或反抗行為相關的人格特質。他們對被試展開追蹤研究，仔細觀察其生活與思想，找出解釋哪些人為什麼會做哪些事的線索。這方面的研究自然難見於社會心理學領域。羅斯輕蔑地說：“我們才不理會什麼人格。米爾格拉姆也一樣。”然而米爾格拉姆是不一樣的！他和埃爾姆斯合作，研究個別被試，並寫了一兩篇報告。

米爾格拉姆從實驗結果中看出，情境無法解釋一切。倘若他的實驗情境能影響所有層面，並極具說服力，那麼全部被試都應該會服從指令。但只有65％的被試服從指令，也就是說35％的人抗拒主試施加給他們的情境。這該如何解釋呢？沒有社會心理學家答得出這個問題，這正是社會心理學的軟肋。社會心理學可以描述群體行為，但如果遇到特異分子，就無法自圓其說了。因為這些特異分子就像一株怪異的藤蔓，偏偏不依附既有的藤架生長。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35％的被試就像這種藤蔓，獨樹一幟。土壤既然都一樣，那麼結果的差異必定是種子本身所致。

20世紀60年代中期，米爾格拉姆與埃爾姆斯找回先前的被試，施以兩套人格測驗。其中一項是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驗（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另一項是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埃爾姆斯逐一和個別被試詳談，詢問其童年、親子關係、早期記憶等問題。然而服從和反抗的被試，在這些因素上並無顯著差異。

埃爾姆斯與米爾格拉姆很難找出任何一組相對的特質，能與服從—反抗完全對應。他們發現服從的被試小時候與父親的關係較疏遠。服從者小時候受到的處罰較輕微，如打屁股；反抗者曾遭受嚴厲毆打或剝奪某些權益的處罰，比如不準吃飯。在軍中服役的服從者略多於反抗者，其中多數服從者承認曾對人開槍，多數反抗者則不曾這樣做。

透過這些資料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結論並不多：反抗者捱打，服從者也捱打。反抗者與父親感情較好，服從者較疏離。反抗者在社會責任的測驗中得分較高，而這項測驗結果也反映其服從程度。也許量表有問題，也許是反抗者與服從者各有特殊之處，我們無法一一歸類。

尋訪反抗權威的“英雄”

我很想歸納出兩者的特徵。第一次聽到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時，我還是布蘭德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學生。當時正值5月，櫻花綻放，花瓣潔白似雪，點綴淺淺粉紅。和煦的春風吹拂著，我們坐在草地上，聽著社會學教授說：“所以被試一次又一次，按下電擊按鈕……”我不禁全身發抖，腦中立即浮現那種情境。我很清楚自己本性有多順服，如果是我，一定會照做。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不過到現在，我依然對這個問題好奇不已。埃爾姆斯與我通電話時說：“被試不論服從或反抗，我們都無法歸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