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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種缺乏共識的情況也凸顯了精神外科的實驗本質。不同的神經外科醫生，偏好不同的腦皮層區域，這種偏好早在病人就診前就已經存在了。精神外科界對於哪個部位才是病源，一直眾說紛紜，加上若干極具爭議性的代表人物，致使前腦葉白質切除術成為了最終極的手段，只對最嚴重的病人才使用，也因此蒙上神秘與恥辱的面紗。

我不想忘記有關你的一切

麻省綜合醫院坐落於波士頓市區。這棟高科技大樓的玻璃大門閃閃發光，旁邊是鵝卵石鋪成的舊式街道，連棟的磚造樓房矗立路旁，家家戶戶窗臺上的花盆繁花盛開。全波士頓最先進的專業醫院就近在咫尺。

要在美國接受精神外科手術並不容易，加州、俄勒岡州等許多州，甚至立法禁止施行精神外科手術。病人如果想接受精神外科手術，必須長期等候，經歷重重關卡，得先向醫學倫理委員會證明已試過其他所有的治療方式，且皆無效之後，才能在腦袋上鑽洞，接受外科治療。

紐約市的埃思黛，終生為抑鬱症所苦，卻無法獲得麻省綜合醫院的醫學倫理委員會核准，接受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只因為她接受的電擊療法次數還不夠多。得州奧斯丁市的紐維茲獲准接受了手術，因為他已接受了30多次電擊治療，服用過23種藥物，他逐一複誦藥名，彷彿吟唱某種樂曲。這麼多種藥物構成了他的人生，他永遠脫離不了精神疾病的陰影。

40歲的紐維茲個頭高大，鬍鬚稀疏，眼神茫然，也許是服用了那麼多處方藥的後遺症。他22歲時抑鬱症發作，他當時正在得州從事地質工程工作。突如其來的強迫症讓他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他滿腦子只想計算、檢核、敲打，沒辦法做別的事，工作、人際關係全部停下來，生活被反覆的儀式所佔據。紐維茲說：“一切發生得很突然，我一直都很正常，突然間什麼都不對勁了！”

紐維茲認為自己是少數不幸的人，因為醫生開給他的藥都無效。他這樣想在某方面來說沒錯，但也不完全如此。紐維茲的遭遇雖令人同情，但服用藥物卻不見效的人，絕對不在少數。但精神疾病藥物學家及提供贊助的製藥公司卻得意地宣稱，藥物是治療精神疾病的最新方式，這些豆大的藥丸具有神奇的療效，能讓我們從混沌中撥雲見日，還能改善睡眠，提高靈敏度。

他們所要傳達的正是這些過度簡化了的錯誤資訊，但問題不僅於此。製藥公司與許多精神疾病藥物學者喜歡引用以下資料：70％的患者服用藥物後病情改善，30％未獲改善，所以不用擔心，整體來看，利大於弊。進一步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不是這樣。確實有70％的病人服藥後會改善，但其中只有30％能持續改善，其他人的改善幅度並不高。此外，據估計約有60％的病人會逐漸產生抗藥性。重新計算後，所有服藥的病人中，絕大多數仍在受病痛的折磨或是僅有“輕微”改善。藥物是有幫助的，但效果不大。單看這些資料，我們不禁要想，精神外科手術固然備受爭議，但確實有其獨到之處。為何我們只是不假思索，一味批評撻伐？

紐維茲和他的醫生經過長期努力，總算讓他得以在麻省綜合醫院接受精神外科手術。與莫尼斯當年的手術相比，這次手術有若干不同之處。腦部立體定位儀使切除過程更為精確，避免了損傷腦部邊緣組織，將副作用減至最小。此外，現在也不會有醫生在精神病房的迴廊裡遊走，隨意挑選病人進行手術。20世紀末，美國人類被試安全委員會（the　National　mittee　for　the　Safety　of　Human　Subjects）已經制定了嚴格規範，而莫尼斯或弗里曼的年代則沒有這類組織的監管。

1999年12月5日，紐維茲和妻子莎夏搭飛機前往波士頓。紐維茲在此與神經外科醫生會面，並進行了一連串的測試，從頭到尾，莎夏看起來都很害怕。莎夏是個嬌小的金髮美女，20出頭便與紐維茲結婚，那時紐維茲還完全沒有症狀。強迫症確實可讓人在一夕之間完全變樣。

莎夏繼續說：“我很害怕，手術後他會變得比較遲鈍嗎？”她到處問醫生。後來我們在畢肯丘的一家小吃店吃比薩時，她對紐維茲說：“我只希望你手術後不會越來越遲鈍。”紐維茲當時正要把一片比薩送進嘴裡，突然停下了動作，緩緩把比薩放回盤裡。他一邊搓揉太陽穴，一邊緩緩地說：“這次手術讓我最怕的，不是我會變笨。”當時還有記者在場，一起分享這個生命中的親密時刻。他看著我們三人說：“我最怕手術後我會變成另一個人，這種事之前發生過。我不想忘記現在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