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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我服了氣。這樣想著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這樣的心情對待她，我卻做不到。我也明白一個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並不是由他是一個男人決定的，那種非常現實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沒逃脫這個大多數的範圍。但無論如何我不能從感情上接受這種事實。有時候我對自己的固執作出反省的時候，又馬上有一種內心衝動對這種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覺得自己是在捍衛著一種關於愛情的信念，愛情不能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改變了就不再是愛情，不是愛情就不必那樣執著。我可以承認所有的現實，承認自己的無能，承認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樣的工作，承認自己賴以生存的唯一基礎就是吃了飯有一把力氣，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裡畏畏縮縮。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壓抑著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裡不行。我和思文已經互相等待了這麼長的時間，誰也不願向妥協的方向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不進則退，退到如今想進也難了。說真的，時至今日，我還擔心她會向前邁出這一步呢，那樣我將會進退兩難。

第二天我騎車去上班，路很遠，騎了四十分鐘才騎到。（以下略去600字……）

幹活輕鬆，精力還過剩，我又在一個韓國女人開的一家小餐館找了一分半職的工作，吸塵、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點半到下午兩點半，三點鐘到Ho－Lee－Chow　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點，到底天無絕人之路。

四十五

多倫多大學有兩幢宿舍在央街上，專門提供給那些帶了家屬的研究生。那裡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請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輪到。歷史系有個天津來的博士輪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個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讓機會輪空了，就把租住權偷偷轉給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層樓上，一室一廳，比我們現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獨立的廚房廁所，租金卻也差不多。這樣的機會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認她的能幹。

那時我和思文的關係正處於冰點。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來，一天說不了幾句話。說幾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見我也不收拾東西，也不說走，問我：“我的東西收好了，下午有人開車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猶豫中，希望她來求我，又怕她來求我，聽她這樣一說，我隨口說：“你先搬走，我再說吧。”她說：“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說：“這些話就多餘了點，又沒誰叫你負什麼責任。”我在心裡猜測著她這些話是不是說給自己聽的，也許她並不想要我搬去，這樣她就在心裡對自己推卸了責任。又想，也許她還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說。還沒想清楚我說：“電視機錄象機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著還是個負擔，電話機你也拿走，我沒有人要打電話。”

深夜我幹活回來，她已經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間，有一種異樣的陌生的感覺，自己已經被世界徹底遺忘，沒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著隔壁那對男女會怎樣在心裡竊笑，關了門樂得在床上打滾，在樓道里碰了面把那種幸災樂禍的微笑傳遞過來。熄了燈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個家就散掉了，這樣輕易這樣平靜，使人根本體會不到這件事對一個人的重大意義。我有點悵然，卻並不悲傷，也沒有那種曾在心中期盼過的解脫的興奮。苦澀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開，我必須咬緊了牙堅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萬塊錢的目標，這一瞬間這個目標成為了神聖的召喚。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不能沮喪，退一步我就完蛋了。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力量以父母的慈愛關注著你，悲哀和眼淚都毫無意義。

這樣想著，眼眶中就有淚水湧了出來。我在黑暗中睜圓了眼睛，竭力控制著不讓流下來。僵持了幾秒鐘，一行淚從面頰上流過，接著又是一行。我大聲對自己說：“幹什麼呢，幹什麼呢，都幾十歲了。”說著抽出枕頭，雙手抓著從額頭往下一抹，“嘿嘿”地乾笑兩聲，罵一句“不爭氣的東西”，似乎想也沒想，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清脆的響聲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來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這種寂靜，感到寂靜中有一種力量從四方沉沉地壓下來。我對著黑暗吹了一聲極長的口哨，“噓”的聲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氣，儘可能更長地不停頓地吹著，那一絲聲音帶著悅耳的尖銳。莫名其妙地，順著口哨的聲調，我在一口氣就快吹完的時候，吹起了那首歌，“問我何時歸故里，我也輕聲問自己………”後面的詞記不起來，把曲調一直吹下去。聲音在夜裡特別響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聽見，明天會到房東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