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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重要地區。1941年6月開始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就是旨在北進蘇聯的一次集結、預演。

東邊日本虎視眈眈，西邊德國蠢蠢欲動，蘇聯必須極力避免兩面作戰的窘境。“九一八”事變後，各國程度不同的都在調整對日、對華政策，蘇聯在遠東採取的是當時被稱做“和平外交”的退縮策略。但它並不是一味退縮、忍讓，而是明瞭什麼時候該伸出去握手，什麼時候就得掄起拳頭。1939年5月爆發的諾門罕之戰，蘇聯紅軍將關東軍胖揍一頓，然後再安撫一番。像優待俘虜，幫助尋找鬼子的屍體，連空襲蘇軍後方機場被打死的飛行員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夠煞費苦心了。

而抗聯官兵幾乎只能在切身經歷的痛苦中，感受到這種微妙的蘇日關係。

李文彬率部起義，被編為5軍警衛旅，當時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隨軍家眷無法安置。敵人一心要滅了這支新軍，如果家眷被追殺，遭遇不測，後果可想而知。柴世榮等人給周保中寫信，認為“最完全辦法”是送去蘇聯，蘇聯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後給趙尚志、張壽海А⒎脛胃招蔥牛�扒蟀鎦�Ｕ�等��疤乇鶇筇址ァ保�腥說醬�ケ啤⒐櫫停�3軍、6後方也一樣吃緊，柴世榮等人只能徒呼：“警衛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軍、6軍過界的500騎兵，像當初過界的義勇軍一樣，被蘇聯送去新疆了。日偽曾要求將過界的義勇軍引渡給“滿洲國”，被蘇聯拒絕了。

關於蘇聯與抗聯的關係，對蘇日關係而言，應該是個難以迴避的敏感問題。日偽與蘇聯在這方面有無交涉，如何交涉的，結果如何，筆者沒有見到有關資料。而從歷史的實踐看，蘇聯是既想幫助抗聯，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壞東方的“和平外交”。這就需要尋求、把握一個“度”，而這個度是很難把握的。像把過界的義勇軍、抗聯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個折中的平衡點，對雙方都有所交代了，實際有利的當然是日本。

有老人說，對抗聯來說，最有利的是在蘇聯建密營，特別是我們被逼進山林之後，光給提供個場地也行。咱們把後勤人員、傷員、老弱病殘都弄那邊去，戰鬥部隊在這邊利手利腳地打仗，遊擊幾個月、半年，過去休整一段時間。這樣蘇聯當然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可你是“階級祖國”呀！

蘇聯拒絕抗聯的老弱病殘“過蘇聯”，大約始於1936年。像柴世榮等人說的“硬送”，前面說過，根本行不通。因為這是蘇聯的既定政策，你硬不過人家。

1939年“諾門罕事件”後，蘇聯的政策、態度變化了——連趙尚志、戴鴻賓、祁致中都從“笆籬子”放出來，重返戰場了。

兩次伯力會議

1939年夏，根據金策的指示，馮仲雲派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過界，謀求蘇聯遠東軍的幫助，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絡，同時探詢趙尚志的下落。此時諾門罕戰事正酣，遠東軍對抗聯熱情起來。9月馮仲雲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羅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軍西征到西荒後，北滿、吉東兩個省委的聯絡就斷了。滿洲省委撤銷後群龍無首，王明、康生回國後各自為戰，各省委、路軍之間的協調、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決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北滿與吉東之間，從地域到歷史，都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後的嚴峻局勢下，東北黨和抗聯也迫切需要研討、制定新的作戰方針，並儘可能地統一動作。

作為北滿省委代表，馮仲雲赴蘇是希望得到蘇聯協助，在其境內召開一次北滿、吉東兩個省委的聯席會議——即第一次伯力會議。

這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1940年1月24日開始，以周保中、馮仲雲、趙尚志“三人討論會”形式進行。根據蘇方意見，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階段歷時12天，透過3個重要檔案，即《吉東北滿黨內鬥爭問題討論總結提綱》、《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和《北滿黨內問題討論終結——關於負責同志個人估計的意見》。

會議的第二階段，是研究抗聯與蘇聯遠東邊疆黨組織及軍隊之間的關係問題。參加會議的中方人員，依然是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蘇方是聯共遠東邊疆委員會書記伊萬諾夫、遠東軍代理司令那爾馬西，遠東軍內務部長王新林，以及伯力、雙城子兩個地區的駐軍負責人。會議決定：一、在不干涉中共黨內部事務的原則下，建立蘇聯遠東邊疆黨委和遠東軍對東北抗聯的臨時指導與援助關係；二、指定王新林為蘇方聯絡員，同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抗聯保持經常性聯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