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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世未來目標同其敵人的超未來目標之間的戰鬥。當那些人想著死後的世界時，短期的勝利就沒有意義。採用二戰的戰略就有可能使得那種（靈魂不死的）永恆感對敵人更有感召力。對伊拉克戰爭的一邊倒的打擊中，美國人所使用的策略正是沿襲了英國軍隊曾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所犯的錯誤，也是美國內戰時柏可特（Picket）對連發槍的控告。這是血淋淋的蠢事，而不幸的是：這是人類的鮮血。

超未來：善良或邪惡的工具

正如多數動力裝置一樣，超未來既可用來行善，也可用來作惡。我們已經目睹了超未來信念是如何促成一小群信仰者的邪惡行為。超未來信念是不可驗證的，這使它們尤其的強大、不穩定。斯坦福大學的哲學家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說過關於超未來的矛盾且不可驗證的信念是人類災難的秘訣所在。在《信仰的終結》（The　End　of　Faith）一書中他寫道：

“告訴人們死後關於分歧的、矛盾的、不可驗證的觀念，然後強迫他們以有限的資源一起生存，結果顯而易見：謀殺和休戰的無限迴圈。如果歷史能夠揭示任何一個直白的真理，它肯定是缺乏來世存在的證據，而這經常是引發了我們最邪惡的一面。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入這個惡魔般的時間機器中，你就找到文明衰落的秘訣了。”

如果這個秘訣不改變，那麼哈里斯的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哈里斯的正確判斷也不是不可改變的。我們可以重新設定這個時鐘，如果這樣做，我們就需要將消極的過去時間觀、宿命主義的現在時間觀轉換為積極的過去時間觀、享樂主義的現在時間觀。我們應該因為人們的過去而尊重他們，並且允許他們享受當下。要達成這種變化，首先要做的是，給那些缺乏資源和機會的人提供諸如食物、住所、金錢、教育、工作、娛樂以及放鬆和狂歡的機會，這些都是人類在文明社會中的基本需求。

其次要向人們慢慢灌輸一種思想：即要想獲得期望的機會就必須有個人責任感，必須鼓勵和獎勵個人的進取心。內心動機的“餘燼”要仔細對待、細心煽動，要以“我能行”的姿態取代宿命主義的被動性。

最後要調和超未來時間觀，並輔以更加實際的未來時間觀。期望別人改變其超未來信仰是天真甚至無用的，而且可能會激化衝突。更合理的方法是在他們通往希望之鄉的路途上給予希望、機會和滿足。未來時間觀的發展需要穩定的政治、經濟和家庭環境。人們相信，他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必然會在將來帶來所預料的可喜成果。在缺乏穩定環境的情況下，準確地預測未來是不可能的。要創造社會、經濟、政治和家庭的穩定就必須創造引導它們、保護它們、穩固它們的機制，並且排除那些威脅它們的外部因素。

超未來觀是動機的主要來源，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如此。對於個人和社會來說它都很有價值。對於那些不能得到物質成功的人來說，超未來使他們的存在變得更加容易、更有意義。對於社會來說，超未來目標鼓勵人們的行為超越對當下生活的關注而有利於未來的人民。當領導人認識到他們的決策會產生恆久影響時，政府便能更好地服務人民。如果政府無法落實“保護和服務”的立法宗旨，他們必然會在日後自嘗苦果。超未來信念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僅僅是我們的主觀臆造）只有在我們死後才能知道。在我們還活著的時候，超未來信念軟化了艱難的現實，增強了自我價值，為生活增添了意義。那些有世俗超未來觀的人會因這些信念而為未來的人類造福。那些有宗教性質的超未來信念的人會不惜犧牲現在的自我而為自己的靈魂去做正確的事情。他們不看重現世的金錢、名聲或享樂，而樂於以死來換取來世的報酬。他們遵循著自己的永久性戒律，期待著從現世走向永恆的過程中，自己現在所做的一切在來世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第二部分　生活中的時間悖論

第6章　時間VS。身體和健康

“我們肯為了時間犧牲健康，卻不肯為健康花時間。”

時間的療效

兩百多年前，著名的植物學家卡羅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建立了，也可以說是培植了生物鐘。他精心挑選了各種不同種類的植物，這些植物在一定的時間內或綻放或凋謝。他將這些美麗的花朵植物擺成圓形，每種植物對應1小時內的某個時刻。他的“花鐘”能準確地對應約30分鐘的時間刻度。就18世紀的計時標準而言那是相當好了！

正如林奈的發現一樣，植物也可以與周圍的世界同步。它們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