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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小組會上做了檢討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多中心論”的錯誤。

聯絡到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他增加了部分檢討內容，說：“主席在講話中提到七機部‘916’總是抓住我不放，這主要是由於我的錯誤而造成的。”

在科研工作中，“沿襲和實行了許多資產階級辦科研的東西。”

由此可見，當時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還是聶榮臻等一般中央委員，都沒有想到“二月逆流”的問題，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突然在第一組會議上，集中批判所謂“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的問題。

康生首先發言，為製造有一個所謂“二月逆流反黨集團”的問題定調子。

康生說：“大鬧懷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醞釀了。

當時有兩個地方，富春同志講，在他家開了三次會，是俱樂部，另一個地方是京西賓館，軍隊幹部開會，徐向前在會上叫幹部有什麼意見儘量講，表面上是對著中央文革，實際上是反對主席、林副主席，反對十一中全會，反對文化大革命。

京西賓館是個中心，富春家是個中心。”

康生髮言後，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立即呼應，在“反對文化大革命”、“亂軍奪權”、“包庇老幹部”、“包庇幹部子弟”、“反對延安整風”等問題上，指名道姓，大肆攻擊出席懷仁堂會議的老同志，硬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反黨活動。

謝富治最後發言時，還批判了朱德、陳雲兩位老同志。

康生等4個人的發言，發下去以後，各個小組立即轉變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帶批判朱德、陳雲。

在第二組，由陳伯達發難，溫玉成幫腔，集中批判聶榮臻。

在17日的小組會上，陳伯達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後自首的問題，突然對聶榮臻責問說：“你為什麼在背後議論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區活動的那一段歷史問題？告訴你，我的歷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聶榮臻心頭一怔。

“我同劍英兩個人在西山議論的事情，當時沒有任何第三個人在場，以後也沒有再同別人談論過此事，陳伯達是怎麼知道的？會不會是劍英又對別人說了？後來我問了劍英，他說沒跟別人說。”

聶榮臻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第三節算總賬，還有聶榮臻（2）

陳伯達的福建口音特別重，加上心裡有鬼，說話吞吞吐吐。

組裡的人都沒有聽懂他在說些什麼，誰也沒有搭腔。

聶榮臻倒是聽懂了，因為一時不好回答，也就裝作聽不懂，不予理睬。

陳伯達氣急敗壞地說：“你老婆張瑞華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是自首叛變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