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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氣急敗壞地說：“你老婆張瑞華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是自首叛變後才放出來的，中央組織部有人揭發了這個問題，你知不知道？”聶榮臻從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過，但沒有聽說有自首行為，既然有人揭發，那就按調查的事實做結論就是了，我不包庇。”

張瑞華1934年確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國的巡捕房逮捕過。

敵人百般威逼利誘，她始終不招供，一口咬定是農村婦女，來上海找丈夫，臨時住在那所房子裡的。

敵人問不出什麼，就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辦法，將她放回原住處，嚴密監視。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趁敵人監視鬆懈的時機，她帶著不到4歲的聶力，逃出了虎口。

這段歷史組織上嚴密審查過，有關的當事人有確切的證明，張瑞華沒有自首問題。

聶榮臻對妻子的這段歷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經得起審查的。

所以當後來在十二中全會簡報中出現“張瑞華是叛徒”的內容時，他根本不予置理。

陳伯達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來那裡告狀。

18日中午，周恩來在電話上問聶榮臻，是怎麼回事？還說：“你沒有回答伯達同志提的問題，他很生氣。”

聶榮臻只好如實地回答說：“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後來經過他的同鄉、福建軍閥張貞的斡旋，出了監獄。

他出獄後，因為別人聽不懂他的福建話，無法解決吃飯問題，就又自動回到監獄，後來又被趕出了監獄。

這是彭真有次閒談時對我說的，說陳伯達是‘糊里糊塗進去，又糊里糊塗出來。

’我是當成笑話，前幾個月同劍英閒聊時說過這個故事，沒有對別人說過，我不好回答。”

“噢，是這麼回事。”

周恩來也沒有再問。

在以後幾天的小組會上，陳伯達說聶榮臻參與了“二月逆流反黨集團”，一再追問他與所謂“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關係，目的是逼他承認是“二月逆流反黨集團”成員。

陳伯達的同夥有次追問聶榮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幹什麼？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幹什麼？哪一天，某某到你家裡來了，來幹什麼？你必須老實交代。

聶榮臻一聽火了，憤怒地痛斥陳伯達及其同夥：“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了嗎？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嗎？黨內還有什麼民主？你們這是搞什麼？是搞特務活動！”陳伯達及其同夥還在小組會上對聶榮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責：在1966年科學口萬人大會上的態度，北航28晝夜事件，反對軍隊院校撤工作組，對紅衛兵大串聯不滿，對上海“一月奪權”不滿，參與了“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一貫走專家路線，犯了“多中心論”錯誤，調整改組國防科研機構時搞大攤子，在西山與葉劍英、陳毅、徐向前等發洩對中央文革的不滿，包庇老幹部、包庇幹部子弟等等。

聶榮臻對這些指責，有的承認，做了檢討；有的沉默不語，以免再生是非。

聶榮臻的老部下們，在小組會上沒有揭發什麼問題，只是一般地表表態。

他理解和感謝這些老部下。

有位參加第二組會議的老部下，十二中全會以後不多久，在三○一醫院碰到聶榮臻的秘書時說：“請你向聶帥問好，要他保重身體。

聶帥是正派人，什麼參加反黨集團，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調。

林彪講話以後，聶榮臻被迫在小組會上做了檢討發言，承認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變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員”，“犯了嚴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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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算總賬，還有聶榮臻（3）

但他同時又說：“思想沉重，根本沒有想到我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員，錯誤地認為自己不沾邊。

因此，根本沒有向這個問題思考和檢查。

問題提出以後，大吃一驚，不知所措。

經過最近幾天同志們的揭發幫助，認識才開始有所提高。”

毛澤東在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說明在“二月逆流”問題上，他是受了林彪、江青一夥的矇蔽的。

他說，這件事我不大瞭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瞭解了。

這件事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他們有意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