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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各人上前，將這二人勸開，都道：“體制大事，我等位列大臣，自然要向陛下力爭，兩位不必如此。”

只是這兩人都是固執已見的性子，各人哪裡勸的過來，趙鼎只道：“張公既然如此一說，那今晚陛下召見，自然會讓張公看我如何行事。”

張浚冷哼一聲，也不打話，只向旁人拱一拱手，便自離去。

如此一來，氣氛很是尷尬，各人也只得再勸慰趙鼎幾句，便各自離去。

趙桓前日就已返回長安，卻是不曾進城，只有趙鼎等大臣知道他就停駐在長安城外不遠的灞橋左近。因皇帝早有招呼，待李綱到得長安後，與諸臣一起陛見。

灞橋，距長安十餘里路。唐時長安城中有人離開都城，便是將人送行至此，當春風撲面，柳絮飄飛之際，折柳賦歌，為好友壯行，極盡風雅。

趙桓在灞橋停留，御營地址原是驛站，他自己住在房舍之內，隨行的數千御前親軍，就在驛站四周，紮營護衛。

他原本也是著急回來召見李綱等人，向著這些後世名臣，詢問戰守大計，詢問改良政治，改善經濟狀況，促進農耕，改革軍制的策略。

只是在川陝一行之後，一路上奔波辛苦，也並不能使他完全消彌心中的疑惑。

李綱，趙鼎，甚至張浚，都是史書名臣，想來能力並不會差。可是宋代名臣，又難道少了？為什麼真宗年間，丈量東京附近的土地都做不到？

王安石改革，以慘敗告終，最後落得個新舊黨爭，徒然消耗了宋朝國力。

冗員，冗費，冗兵，這三冗帶來的沉重負擔，到了這個喪亂之際的亡國時候，居然一點改善的跡象也沒有。

他閱覽過很多當時的財政報告，國家的收入在六千萬貫和八千萬貫之間徘徊。失去了河東、山東、河北、河南，甚至江南湖南湖北各路，也被金兵數次攻入，很受破壞，財政收入不但沒有減低，反而有所增加。

而這些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了官府費用、俸祿支出、軍費，用在公共設施的改良，賑濟，科教文化醫療等後世需要大力投入的各項領域裡的，幾乎為零。

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開始積貧積弱，財政幾次面臨破產的危機。在仁宗慶曆年間，國家就腐敗到了難以支援的地步。

浪費，貪汙，隱田，優厚的官俸，使得宋朝計程車大夫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頂級待遇，而宋朝稅收之重，卻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兩稅制，它的精髓便是量出為入。每年在收取賦稅完結後，官府制定出明年所需的花費，然後來制定稅額。

宋朝的優禮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徵稅的耕地年年減少，鉅額的稅收落在了佃戶和中小自耕農身上。

宋朝的職業僱傭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負擔一百多萬職業軍人的一切費用，這樣龐大的開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壓榨來支付。

趙桓在川陝各處所見，便是農民被壓的喘不過氣來，中小商人被壓的接近破產，甚至獲得鹽茶酒專賣的大商人，也開始叫苦連天。

若不是宋朝的工商農業都比較前代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盛行為它帶來巨大的貿易順差，使得它治下的百姓還能接受這樣高額的稅收，甚至在巨大的壓力下，還能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發展。

而到得此時，北方大量的土地被人搶去，南方有很多地方面臨災荒，稅賦不減反增，卻也難怪史有明書，北宋末南宋初年，農民起義時有發生。

而如此種種情況，相當大的一部份是由於優禮士大夫的政策所造成的。大量的官員人浮於事，卻領取著高額的俸祿，趙桓若要改革制度，第一刀便得先向官員下手。

在當前的條件下，他卻萬萬不能如此。

趙構在等他出錯，金國虎視眈眈，如果這時候在他手中鬧出軒然大波，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援，他縱是帝王，又如何來號令天下。

這些天來，他輾轉反側，難以安睡。

原本一心要回到長安，開始改革的心，也漸漸冷卻下來。前世身為一個奮鬥到高層的官員，他知道這個時候，所要開始的第一步，只能是骯髒的權力鬥爭，只有把絕對權力拿到手，他才能隨心所欲的改革。

他端坐帳中，手捧一些奏章，只是看不下去。百般無奈，便拿了幾本時人的詩詞稿件，輕聲來讀。

宋時，印刷業極為發達，文人官員將自己的書稿和詩詞彙整合冊，便立刻發行天下，博取名聲。

只是他手中拿的，卻是用毛筆抄錄而成，顯然是近期剛剛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