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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國內有兩個戰車團，胡宗南將軍率領的是戰車第二團。所謂兩個團，事實上是兩個營。後來在抗戰後期，我們在印度預備編練七個戰車營，其中有一個戰車第一營，就是參加瓦魯邦戰役的戰車營，後來還成立一個戰車第七營，是最後的補充營，中間還有幾個營預備陸續成立，但因戰爭結束未成立。

等到徐蚌會戰時裝甲兵有三個戰車團，以及一個裝炮團和裝汽團。

裝甲兵在三個不應該用裝甲兵的地方打過三次漂亮的仗，第一次是崑崙關戰役，這是一場山地作戰，很成功，但也很艱苦；第二次是森林作戰，由戰車第一營與其他支援的部隊，從緬北的瓦魯邦攻破日軍十八師團部指揮所。青年遠征軍新一軍轄第三十八師，師長為孫立人，還有新二十二師，師長是廖耀湘，該次戰役是戰車營在原始森林開林闢路時發現一條很粗的電纜，一看就知道是日軍的通訊線，於是就循著主纜找到日軍第十八師團部指揮所的位置，不僅攻下指揮所，而且還拿到師團的大印。整個新一軍在那次戰役中很順利，接著就打敗緬甸的日軍，救出英軍。第三次是在漢頭海邊，也就是古寧頭大戰，那是場很艱苦的作戰，也是一場很光輝的勝利。

進入裝甲兵（1）

（一）教導總隊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父親把我調到裝甲兵教導總隊第四團當中校團副，從此與裝甲兵結下不解之緣。當時石祖黃為裝甲兵教導總隊總隊長。教導總隊起先只有一個參三缺，而他預定的參三處處長是明世績，陸軍十期的，畢業後留美。不過明世績當時在華北，職務尚未調開，所以石祖黃就暫時把我安置在第三處，職位是代理處長，階級是中校。

我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擬一份幹部教育計劃。當時我就問石祖黃，這份教育計劃的物件是吸收年輕人加以訓練成為幹部還是舊幹部回籠，他說要訓練舊幹部，這些幹部都是尉級官，再加上少數的少校。我覺得很奇怪，便問：“這些人都是軍校畢業的，而且也有作戰經驗，應該是非常成熟的，怎會需要幹部教育呢？”石祖黃說：“不然，抗戰期間很多軍校畢業的幹部都為國捐軀了，現在很多幹部都是從士兵升上來的，所以雖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沒有受過軍官教育與訓練。”後來我才知道石祖黃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沒有訓練過幹部，這些幹部就始終不是屬於自己的。後來我也發現哥哥辦的幹部教育也是為了要把那些人變成自己的人，並不是真正注重軍事教育，而且他們也讓被訓練的人知道，要跟著他才會有前途。所以我的教育計劃做好之後，派不上用場，後來石祖黃叫別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父親規定石祖黃每週都要去見他一次，專談裝甲兵的事情，父親知道要培養裝甲兵，一定要用國家的力量來培養，絕不是以“國防部”的力量就可以達成的。當時父親對裝甲兵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但是石祖黃對裝甲兵卻是一無所知，父親問不出所以然來，非常著急，所以就藉著我回家的機會問我有關裝甲兵的問題。我這個裝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隊裡不聲不響，就是不要讓他們認為我喝了幾杯洋水之後，就在他們面前耀武揚威，我也不會假傳聖旨。我在裝甲兵裡面謹守本分，但是裝甲兵有任何缺點，我都會向父親報告。父親再交給陸軍總部，由陸軍總部加以改進。總之，像石祖黃這樣不懂裝甲兵的人來指揮裝甲兵是不行的。

後來，經過白崇禧的介紹，徐庭瑤接替石祖黃擔任裝甲兵司令。徐庭瑤是白崇禧的人，屬於新桂系，他自己是安徽人，那時候桂系在安徽的勢力很大，有一句話說：“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安徽天高三尺。”徐庭瑤那時雖然當了裝甲兵司令，但是他還是脫離不了與新桂系的關係。而且他對裝甲兵的現代化與機械化也是一竅不通。徐庭瑤曾經參加過崑崙關戰役，但是他對裝甲兵新的戰略戰術（機動）所知不多，他將裝甲兵當步兵用。

當時本來要成立戰車第四團，我被調任為戰車第四團中校團副。在籌備期間，既沒有團長，也沒有副團長，完全由中校團副當家。我的另一個任務為裝甲兵教導總隊駐滬代表，負責把散居在印緬戰場的裝甲部隊接回上海，重新加以整修，也就是將所有的戰車大翻修。我在滬江大學外面的空地上搭上棚子，進行臨時收容與修理的工作；同時我也籌劃裝甲兵的服裝，從破爛的軍裝變成漂亮的呢夾克，吸引了很多滬江大學的女學生，裝甲兵有好幾對結婚的新人，物件都是滬江大學的女學生。

在駐滬代表任內，上級也沒有給我任何經費。我們一共只有三個人，分別是負責幕僚、行政與技術，把這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