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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我與父親兩人常常相互發明，在哲學基礎上，父親指導我的很多，但是也由於我能體會父親的哲學思想，然後再從科學方法上向父親建議，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一般來說當然是道德重於學術，不過，我認為在方法上一定是學術第一，不講道德，因為我們不能寄託在道德上，我們說某人是個了不起的君子，這是從結果顯示，而我們選擇幹部時，事前無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選擇幹部的依據只有學術，學是理論、術則是方法。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後者的一群人是以學術取向，帶頭者也是品學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屬的心理趨向，讓他們各盡其才，各取所需，這一群人便相安無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順利。

道德確實有其絕對標準，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個相對標準，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願意在跟隨你的時候把壞的品德藏匿起來。例如有一次英國政府從死刑犯中挑選四個學有專長的人做敵後工作，完成任務後，英國頒發他們最高榮譽勳章———吊襪帶勳章，試問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還是沒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難以論斷，因此選擇一個幹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發揮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計較。

後來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時以我數理方面的基礎，加上對政治經濟的瞭解以及對社會事物的體會，在軍中也是從戰鬥戰術的階層慢慢往上進入戰略的階層，所以與父親談話時非常容易溝通。我有一位司機講過一句話，我非常欽佩，他說：“一個人要用錢賺錢，一點本錢都沒有，賺不了錢；一個人要用學問賺學問，一點學問都沒有，沒有辦法接受新的學問。”總理曾經引用曾國藩的一句話：治學如積財。學問是一點一滴堆積起來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變成學問家的。我非常欽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們的訓練非常嚴格，文武都重視，後來是因為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使得皇帝無法施展抱負，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用武之地。

2。代擬訓辭

在軍事科學上，我幫父親寫過很多東西。我寫了之後，父親有時雖然改了幾個字，但是使我領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裡面加上一兩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樣，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其他有關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於有很多訓辭都是由我捉刀的。當然，在執筆之前，我會先與父親討論，多半是我們聊天時我提出一個觀念或貢獻一個方法，父親同意後，有時他會要我先寫出來，通常我回到房間後都會連夜寫出來，等到第二天早晨七點鐘陪父親散步時呈給父親。後來我也能體會到父親與總理許多思想觀念都是在商談討論之下發展出來的。

此外，父親有許多的講稿也是我替他擬的。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志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周宏濤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帶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總理時代第一任軍需署署長，他的長相也最像他祖父。我與周宏濤是奉化縣幼稚園同坐一條板凳的同學，他也是我在臺灣唯一最早的同學。那時候我才六七歲，他比我小好幾個月，陽曆是民國六年生，農曆還是龍年，所以他也是“龍會”的。

父子情深（3）

3、科學管理

有一次父親問我：“你看我們政府的組織，最不理想的是哪個單位？”我笑了一笑說：“父親，您真的要我說嗎？我憑良心說，最糟糕的就是總統府。”父親說：“我與你有同樣的看法，你倒是提一點糟糕的方面來說說。”我說：“總統府的職務責任是哪一方面，就應該根據這個責任來決定它的組織，我發現到現在為止，總統府的總體尚未定型。這是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以方法論來說，總統府管檔案的人與當年在南京國民政府管理檔案的是同一個人，他雖然滿腦袋都是檔案，但是對於檔案的管理沒有科學方法可言，全國沒有一致的編號。從總統府歸類、編號，到每一個縣市政府，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辦法。父親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