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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德國人去幫日本人建立軍隊。”這是父親一直鼓勵我們、叮嚀我們的地方，要我們通理，要我們瞭解理則。他寫過一篇訓辭，內容提及西方的邏輯學就是我們的理則學，而我們的理則學更包含西方的邏輯學，更甚於西方的邏輯學。邏輯學只是演繹與歸納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理則，就不能做到演繹與歸納。父親鼓勵我們要通理，所以我常常在想古人說過的一句話：“讀書所以通理也。”究竟通些什麼理呢？歸納起來有人之理、物之理、事之理，如果理不通，任何事情都無法實行。在歷史的演進中，中國人逐漸地偏重到人之理，疏忽了物之理與事之理，而西方人則太偏重物之理，疏忽了人之理與事之理。中國人要恢復原有的理智，才能夠真正通理，所以國父說：“學問救中國。”父親則提出：“無形戰力有三，一是學術，二是意志，三是紀律。”這是我與父親多次討論後所歸納出來的結論。當我們在討論時，最為困擾的一件事情就是道德是否為無形戰力，父親說：“無形戰力就是精神力，就是心理力，但是如果沒有道德作基礎，很難達到要求。”不過，最後我們還是沒有把道德納入無形戰力中，因為道德太抽象了，很難評量。

後來父親做了一次演講，主題就是無形戰力，講稿的原始設計也是我寫的。既然講戰力，就要先從有形戰力說起，先講五項有形戰力，再講三項無形戰力。五項有形戰力為偵搜力、打擊力、機動力、後支力、指通力。三項無形戰力，如果沒有學術作為基礎，就沒有所謂的道德標準了，所以學術第一，如果沒有學術，意志的發揮也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不會持久。而意志有兩種表現，一種是研判狀況之後，下達一個決心，來表達意志，決心包括“六何”———何人（何力）、何事、何時、何地、何如、何為。前五何屬於戰術階層，戰略階層則是何為，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甚至只要說明指派某個部隊達成何種目的（何為）即可，其他都不必說明。古德里安元帥有一句口號，隆美爾也非常贊同，這個口號是“要把綠燈開到戰場的盡頭”。他們的做法是把最後的目標告訴部下，中間需要暫緩時，再開個黃燈，要部下停止時，才開紅燈。我們中國的長官學問不夠，無法做一個全程的策劃，也不願意把全程的計劃告訴部下，部下走了一步之後，才告以下一步，所以一路都是紅燈，等到長官研究之後，才接到下一個命令，但是長官又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做決定，所以研判狀況之後的整體性決心是很重要的。

第二種是狀況有所變更時，是否要下達第二個決心，指揮官最困難之處就在於第一個決心是否要堅持到底，還是要即時調整決心，因為成與敗就在於這一念之中，再加上如果情報系統不準確，或是拿到的情報報告不夠及時，無法發揮作用，甚至於在制度上都要加以改革。這些事情，我跟父親報告之後，他非常欣賞。本來是要一級一級呈報上去，我改成隔級呈報，舉例來說，排長髮現有敵人的五十輛戰車之後，呈報給營長，連長在中間監聽；連長如果不同意，再插進來表示意見，營長聽了若干方面的報告之後，再加以研判，並向師長報告，同樣的，旅長在中間監聽，師部做了總研判之後，可以決定是否派遣反裝甲部隊迎戰。部隊反裝甲武器與反裝甲部隊是兩回事，部隊裡面所編裝的反裝甲武器，是屬於戰鬥性質的，現在師裡面的反裝甲部隊，則是屬於戰術性質的，即使武器一樣，其性質也大不相同。但是我們在呈報的程式上，還是要逐級呈報，這種方式不但耽誤時間，甚至還延誤戰機，使我方轉而面臨困境。現在已經步入機動作戰的時代，但是國軍整個的指揮方法卻跟不上現代化的工具。不論戰鬥機動、戰術機動或是戰略機動，都與使用工具的技術有關，如果體會不夠，連擔任戰鬥員的資格都沒有，所以，軍中的教育要重新來過。我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已經向父親提出建議，父親也下令了，但是那群老將領無法體會父親的意志，結果就一直拖延下來，再加上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經過參謀本部，任何事情都要請示參謀總長裁決，換句話說，我們一路都遇到紅燈，他們也不願意開綠燈。而且郝柏村當參謀總長時不僅將計劃程式弄混，也將計劃格式弄混了。正確的格式應該是先做遠端計劃，遠端計劃是目標研究，我們要先認識目標，所以先要有一個目標分析；中程計劃是為了要達到目標而設計的預算計劃；近程計劃則是以現有的東西應變。但是郝柏村將計劃程式改為先做近程計劃，再做中程計劃，最後做遠端計劃，有所謂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或是八年計劃，完全不合乎思維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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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制學（4）

總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