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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希臘，當然不能想象那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公元前700年，這是一個擁有眾多小國的支離破碎的地區，分佈於山川河谷流域的平原和沿海及島嶼之上。在這些小國的中心都是一座城市，我們也可以稱其為城邦國家。希臘人把這樣的城邦國家叫做Polis。每一個Polis都重視自己的自由和獨立。為了保衛自由和獨立，它們都建立了軍隊，之間經常發生戰爭。

兩個最發達的城邦國是斯巴達和雅典　—　但它們的發展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南部，斯巴達以其訓練有素的軍隊戰勝和佔領了一個又一個城市，並使所有非斯巴達人淪為奴隸。但他們並不想永遠忍受奴隸的待遇。因而經常出現騷動和起義。為了制服數量上佔優勢的奴隸，斯巴達的所有男子都必須成為士兵。

即使在起義的奴隸被鎮壓以後，斯巴達人也必須提高警惕，也就是說，他們必須仍然戎裝待命。男孩從小就被培養成為戰士。七歲就必須離開父母去接受訓練。他們不許穿鞋，只能穿輕便的衣服　—　他們必須經受艱苦的磨練。他們得到很少的食品，便於以後能夠在物品匱乏的情況下生存。誰要是覺得食品太少，他就必須自己去解決額外的食品問題　—　就像戰爭中計程車兵。只有在偷竊時被捉住，才會受到懲罰。準軍事的訓練包括勇氣的鍛鍊和角力。例如年輕人要經受鞭笞，誰能夠經受最多的鞭笞而不喊痛，誰就是勝者。

這樣的軍隊使斯巴達成為希臘的第一軍事大國。但斯巴達在文化上的貢獻卻是微不足道的。

在阿提卡半島上的雅典統治區域內，同樣有社會騷亂，因為這裡富有的貴族地主壓迫和剝削農民。但雅典的市民階層卻不想像斯巴達那樣做出殘暴的反應。為了不發生像斯巴達那樣的起義，當然也必須做些什麼：雅典人發明了被雙方接受的仲裁人職位。聰慧的梭倫（公元前640—561年）就是這方面合適人選。他就任後決定，對土地的佔有必須有所限制，限制富有的貴族購買越來越多的土地。淪為奴隸的貧窮農民得到了解放。負債的市民不許被當作奴隸販賣；而且他們的債務也被免除。由他的前任德拉戈所頒佈的嚴酷的刑法，也被梭倫廢除。他制定的影響深遠的法典，使雅典的未來不再由“神般”的國王或少數貴族來決定，而是由市民自己。他們每年至少召開四十次市民大會，討論Polis的一切重要問題，透過法律決定戰爭與和平。日常的政府事務，由一個從有威望的市民中選出的委員會負責。監督法律的執行，是一個獨立的市民法庭。就這樣，梭倫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統治模式。人們稱之為德謨科拉西，即“民主”。

從今天的角度看，雅典的民主還不夠完善，因為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行使這個權力：即男性的自由民。所謂的雅典市民，指的就是他們。按照居統治地位的男子的觀點，婦女不具備參與公眾言論的能力，只能呆在家裡，因而和奴隸及眉特肯（外來的陌生人）一樣被排除在外。對當時那個時代來說，這種統治形式是非常先進的　—　地球上大多數國家，直到20世紀初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

梭倫和他的後繼人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進行的改革，不僅導致了新的統治形式的建立，而且還導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現　—　至少對雅典的市民。對他們來說，不再是命令和服從，而是言論的交鋒。誰要是想說服別人，就必須掌握有力的論據，就必須有能力技巧地表達出來。這種公開的思考和言論，對事物從各個方面的分析，使得雅典人發明了哲學。它把思想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於是就出現了對人和神、天和地的新的思考。公元前470和320年之間，雅典產生了三位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直至今日仍在影響著西方的思想。

同樣在藝術和建築中，雅典也創造了新的標準。阿克洛波里斯山丘上的神廟及廟中和雅典各廣場上的雕像，成了歐洲建築和雕塑藝術的偶像和榜樣。與此同時，希臘的詩人還寫出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批傑作：荷馬的英雄史詩《伊里亞斯》和《奧德賽》，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和喜劇，每年都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進行演出，直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國劇院的保留劇目。

雅典市民的子孫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真正上學校的第一批人。他們的上學時間為七歲到十四歲。在學校裡他們學習讀書、寫字和算術，而且對音樂教育也十分重視。每個男孩都必須至少學會吹笛子或彈里爾琴（一種小型豎琴）。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還要學習演講術，並涉及希臘文學，特別是英雄詩史。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