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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給了我一個上士的臨時軍銜，並由我遴選三個中士和一個下士。我們還從政府方面領到了制服。我們的救護隊積極工作了差不多六個星期。我一到“叛亂”地點，便曉得那裡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稱為“叛亂”的事情，也看不見有什麼抵抗。這一場騷動之所以過甚其詞地被稱為叛亂，是因為有一個朱魯首領勸人不要繳納一種向朱魯人徵收的新稅，而且殺害了一個前往收稅的軍士。總之我是同情朱魯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後，聽說我們主要的工作是看護受傷的朱魯人，心裡便高興了。主任醫官出來歡迎我們。他說白種人不願意為受傷的朱魯人當看護，因此他們的傷口便潰爛起來，使他束手無策。他以為那些無辜的人，得到我們的看護，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繃帶和消毒藥水等全都交給我們，把我們帶到臨時醫院去。朱魯人看見我們很高興。那些白種人士兵常常站在欄杆那邊望著我們，想叫我們不替朱魯人包紮傷口。因為我們不理會他們，他們便激怒起來，破口辱罵朱魯人。

後來我逐漸和這些士兵接近，他們也就不再幹預了。在這些士兵的指揮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禮上校，他們在1896年的時候曾經激烈地反對過我。他們對我的態度感到驚訝，特別來看我並向我道謝。他們把我介紹給馬賡志將軍。讀者千萬別誤會他們是職業軍人。威禮上校是杜爾班一個有名的律師。史巴克斯上校是杜爾班一個有名的屠宰店的老闆。馬賡志將軍則是納塔耳一個知名的農場主。這幾位紳士都是志願軍，因此得到軍事訓練和經驗。

我們所照料的受傷者並不是在戰場上受傷的。有一部分人是被當作嫌疑犯抓過來的。這位將軍判決他們鞭笞，所以他們便受了重傷。這些人的傷口因為沒有人照料，便潰爛起來。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魯人，他們雖然領到一種證章以示區別於“敵人”，但士兵們還是弄錯了，開槍打傷了他們。

除了這一項工作以外，我還要給白種人士兵配藥，並分發給他們。這對我來說倒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我早先在布斯醫師的小醫院裡受過一年的訓練。這一項工作使我同許多歐洲人有密切的接觸。

我們附屬於一支快速隊伍。這支隊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裡有危險，便開到哪裡去。它大部分是由騎兵組成的。我們的營地一移動，我們便得抬著擔架徒步隨軍而行。有兩三次我們一天要趕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們無論到哪裡去，我總是感謝上帝，使我們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誤傷的朱魯人，我們要用擔架抬著行軍，並照料他們，給他們當看護。

第二十五章　心的追尋

這次朱魯人的“叛亂”充滿了新的經驗，給了我很多進行思考的食糧。波耳戰爭不象這次“叛亂”這樣生動地使我感到戰爭的恐怖。這不是戰爭而是一種對人的狩獵。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同很多英國人談過，他們也有同樣的看法。每天早上聽見士兵們的來福槍聲象鞭炮般在無辜的村莊中亂打，要置身其間，確是一種考驗。然而這一口苦酒我是嚥下了，特別因為我這個救護隊的工作只是給受傷的朱魯人當看護。我知道如果沒有我們，朱魯人便沒有人照顧，因此我的良心倒得到安慰。

然而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別的事情叫人不得不加以思考。這是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幾個簡單的所謂“未開化的”朱魯人的村落散處在遙遠的山嶺和夾谷之間；透過這種森嚴寂靜的境地，不管身邊是否帶著受傷的人，常常使我陷於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節慾”及其蘊含的意義，而我的信念便根深蒂固起來。我跟同事們討論這個問題。我當時還沒有認識到它是自我實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我卻清楚地懂得，凡是想以全副身心為人類服務的人，就少不了它。我覺得我將來從事這種服務的機會一定更多，如果我還是縱情家室之樂和養兒育女，我對工作便不能勝任愉快。

總之，我不能同時享受靈與肉的生活。就以當前的情況來說，假如我的妻子正在懷孕，我就不能讓自己冒這樣的風險。如果不遵循“節慾”的生活，為家庭服務和為社會服務便不能沒有衝突。如果過著“節慾”的生活，那麼兩者就能完全獲得一致了。

這麼一想，我便有些急於想立下最後的誓言。這個決心給我一定的鼓舞。同時想象力也得到了施展的機會，使我看見前途有無限的服務的遠景。

正當我這樣從事緊張的體力和腦力工作時，有訊息說鎮壓“叛亂”的工作差不多快完了，我們不久就可以解散了。過了一兩天，我們果然解散了，不到幾天工夫，我們全都回到了家裡。

不久我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