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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宮闈之間傳出，有人企圖謀殺太子，此訊息或假或真，或者應當據實查究，或者應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場，掀動了他們本來原有的各種明爭暗鬥。公元1620年朱翊鈞逝世。常洛以38歲的成年人即位，是為明朝的第14個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剛一個月之後他即隨父親而駕崩。群臣聽說其死因在於用藥不當，又要追究責任，將這疑案和以前的爭論糾纏在一起，如是者24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

當我們企圖將中國歷史之綱要向初學者及西方人士介紹時，不論是口講或筆寫，以上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都使我們感到為難。一方面我們固然不應當規避這些情節，本來各項軼聞與秘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提到英國的宗教改革時也不能拋開亨利第八因為熱戀著安妮（Anne　Boleyn），想離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衝突，在說及俄國女皇凱瑟琳的開明專制時，也免不了要提到謀殺彼得三世才使她獲得政權之由來。以此看來，中國歷史也就避免不了類似的情節，即算這些事故輕佻瑣屑，只要時人視作重要，也不便由我們於幾百年後另自作主，將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間我們所說困窘之處，無非明代史裡此種故事接二連三地整幅出現，有時翻閱十年的紀錄幾乎無其他的事可說，全部歷史盡是輕佻瑣屑的故事。

幾經思量之後，我們覺得後面還有一點待提的地方，這是當時人既未提及也無法提及的。當明朝經過創造的階段而固定下來時，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文官因為科舉取士，也就是甄別選擇的所有程式都有定規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復如是。即算朱元璋罷宰相這一官位而終明代未曾復置，以後之各“大學士”實際上亦填補了此缺陷。大學士為文筆之士，起先參加皇帝各項詔書之起草，逐漸因擬稿而有了決定方針與政策的能力，到後來官階和聲望與日俱增，實際上成為統合文官組織的主持人和他們的發言人，只不過他們的行動與決策還是要透過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這實際上是一種表面奇特而內中有理的安排。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可是獨裁製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當日北京的朝廷自認將無數的村莊集結，而在其管制之下維持一種難得之平衡，絕不可讓皇帝儘量地發展其人身的權力。雖說在理論上講，這種權力並無限制，最後的辦法仍是以人本主義調和這天授皇權，或者說是強迫的執行開明專制。皇帝登位之前既為太子，則有管文學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師傅，講授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大道利。從15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瞭解，他們惟一的實權用過在懲罰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則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從不間斷的舉行各種儀節以強調皇帝寶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構成一種弄假成真的信仰。這樣一來，如果有任何爭執找不到確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爭執內，他的判斷就具有夭子所賦予的威權了。

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為什麼頑皮的朱厚照要給自己官銜與職位，以便將他自己和皇位分離，可是其臣僚卻不能將這輕浮的舉動一笑置之。他們既不便公開的反叛，只有採取消極的不合作辦法。而另外的一個極端：朱祐樘為人中庸，也無個性上的表現，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無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對皇位之繼承極端地注意，他們堅持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幾乎帶著宗教性的虔誠。這問題容易產生敏感，乃因其關係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為的力量給與或褫奪，則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問題，以後的結果極難逆料。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軼聞並不全是無關宏旨的小事，既有這麼多有識之士以生死爭，這也是在尷尬時期內，以一種笨拙的辦法對付可以謂之為憲法危機的諸項問題。

財政紊亂的原因

明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它歷代沿用的軍戶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財政稅收過於遷就農村經濟之習慣，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組。

軍制的衰退不難解釋：最初奉命以軍戶登記的戶口並非全部出於本願，很多是被強迫“垛”入。如果他們分配有耕地的話，則其地產並非集納於一處，而系和其他私人產業相錯綜。被分配田地的戶口，將地產買賣轉當無從查悉禁止，經過數代之後，有的一口死絕，有的逃亡，軍戶只有不斷地減少，總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