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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庫等。拉貝寫道：“這……就是我發電報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國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隨著一個又一個危機的臨近，拉貝的勝利只不過是曇花一現。最初拉貝和他的同事們希望將安全區內的空房留給南京最貧窮的市民專用。為了避免人們成群湧入，委員會在市內到處貼海報，力勸難民們從朋友那裡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湧進了面積為2。　5平方英里的安全區，拉貝馬上發現，甚至比曾經預想的最壞情況還要多出5萬人。難民們不僅塞滿了屋子，而且也擁到草地上，戰壕裡和防空洞內。整家整家人露宿街頭，還有數百個茅草屋極為迅速地在美國大使館附近建起來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區——它的邊界用白色的旗幟作記號，旗幟上面有一個紅十字，紅十字以外再有一個紅圓圈——是一個群集了25萬難民的“人類的蜂窩”。

不久衛生設施成為另一個可怕的問題。臨時茅屋裡的汙物——尤其是廁所的——這些都激怒了拉貝，他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演說，使西門子基地的難民中心變得秩序井然。以後當拉貝視察西門子難民基地時，他發現不但廁所環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牆都得到了修繕。“沒有人告訴我這些漂亮的新磚是從哪兒來的，後來我發現該地區內許多新一些的建築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區領導人最為頭疼的間題。12月初，南京市長送給國際安全區委員會3萬石（或2萬石）大米和1萬袋麵粉，供給難民作為糧食。但是這批食物貯藏在城外，委員會缺少必要的卡車把它們運進安全區。中國軍隊已經徵用了該地區內大部分運輸工具將2萬人和5千箱北京故宮珍寶運離南京；絕望的市民和個別士兵偷走了幾乎所有遺留之物。對於拉貝和其他外國人來講沒有別的選擇餘地，他們駕著自己的汽車，瘋狂地在南京城內穿梭，儘可能地多將一些大米運進安全區。當日軍炮擊南京時，這些外國人仍繼續運送；有一個卡車司機恰恰被流彈片擊中了一隻眼睛，最後安全區領導人只獲得了整個糧食總數的一部分——1萬石大米和1000袋麵粉——但是這些糧食確實使安全區的許多難民免於餓死。

12月9日，委員會覺察到了即將來臨的可怕形勢，力圖以磋商達成3天的停火（參閱第3章），在這3天內，日軍在現有陣地按兵不動，中國軍隊則從城內和平地撤出。然而，蔣介石反對停火，導致第二天日軍開始對南京實施了一場猛烈的炮擊。12月12日，委員會再一次與中國軍隊方面接洽協商，要求守城部隊投降，但是這個計劃再次失敗。

從那個時候起，拉貝就無能為力了。只好坐視不可避免的災禍的到來。他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記錄著事態的變化。12月12日下午6時30分，他寫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轟鳴著——山的四周部處在電閃雷鳴之中。驟然間，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裡的房子和彈藥庫被點著了。”當時拉貝想起了一句預示著南京惡運的中國古語：“紫金焚則金陵滅。”

晚8時，拉貝看見火光映紅了整個南面的天空。接著他聽到有人瘋狂地敲著兩房院門：一些中國婦女和兒童哀求著放她們進來，有些男人從德國學校後面翻過院牆，院子裡的難民擠滿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國國旗下面，旗子是拉貝為了防止日本轟炸他的房子面懸掛的。越來越大的哭叫聲和敲門聲搞得拉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開啟大門，把想進來的人全放了進來。黑夜接長難熬，但是人聲嘈雜，噪音只是一個勁兒加強。拉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頂鋼盔，在院子裡的人群之間來回穿梭，喊叫著讓每個人都靜下來。

晚11時30分，拉貝接特了一名意外的來客。他是拉貝在納粹黨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35歲左右，為德國克魯維茨工程公司工作。這個高高的、金髮碧眼的工程師本來是到中國來監督一個大型鋼鐵工廠的構建的，但是卻發現自己像拉貝一樣，已經陷了南京的瘋狂時期中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任命他為財務總管。

克勒格爾中途來釋訪拉貝，告訴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國軍隊扔下的武器和各種軍用物資。甚至有人願意出售一輛公共汽車，出價20美元。

“你說會有人買這輛車嗎？”克勒格爾問。

“可是，克勒格爾，他們又怎麼買呢？”拉貝回答。

克勒格爾接著說：“我已和他約好，讓他明早到我的辦公室來。”

最後，環繞房子周圍的嘈雜聲開始變小了。精疲力盡的拉貝，已經有兩天不曾擠得出時間換衣服了，向後一仰便躺在了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