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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得知和熱愛著的周圍的文明世界即將倒塌崩潰之時，竭力鬆弛著自己的神經。他知道交通部大樓已全部被焚燬，這個城市隨時都會陷落。拉貝恢復著自已的信心，相信從這以後事態只會變將越來越樂觀，而不是越來越壞。他的一箇中國同事曾經告訴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們一被管這個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將恢復——通向上海的鐵路幹線將很快重建，商店將會恢復他們的正常營業。”入睡前拉貝的最後一個念頭是，“感謝上帝，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貝被另一次空襲驚醒。顯然不是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撤離了南京，當時剛剛早上5點，於是他又躺下了。像這個城市裡的許多人一樣，拉貝已經被空襲整得疲憊不堪，以至於轟炸再也不能像擾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拉貝仔細察看了全城被毀壞的情況。道路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大量中國人的屍體，他們中的許多市民是被從後面射來的槍彈擊中的。他目睹一隊日本士兵排隊前進，進入一間德國人開的咖啡館。當拉貝指著房上懸掛的德國國旗，指責他們的強盜行徑時，一個操著英語的日本士兵高聲說：“我們正捱餓呢！如果你要報怨的話，去日本大使館好了。他們會付帳的！”這些日本士兵還告訴拉貝，他們的軍需物資供應隊還未到達，即使到了他們也不指望從供應隊那裡獲得任何給養。後來拉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後放火燒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後頭。從遠處，拉貝看見日本軍隊正在從南京的南部向北那挺進，以佔領其餘的地區。為了避免燒上他們，拉貝立刻驅車向北趕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將車停在外交部的紅十字醫院外。中國醫護人員已逃離了醫院，傷亡人員躺得到處都是——躺滿了屋子、走廊，甚至擋住了醫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貝還遇上了一批中國潰兵，這些飢餓和疲憊的散兵們無法渡過長江撤退以求保命。開車經過山西路環島時，他碰到了一支約400人的中國部隊。他們荷槍實彈，正沿著日本軍隊推進的方向前進。也就是這時，拉貝有了一種突然的“人道主義衝動”，這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拉貝提醒他們日軍正從南部朝這裡推進，建議他們放下手中的機關槍，加入到安全區的難民中來。經過短時間的商量，他們同意隨拉貝進入安全區。

同樣地，當數百名中國士兵發現白己陷在城市北部，無法渡江撤退時，許多人闖入了安全區，請求歐美管理者們救命。安全區委員會成員們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幫助他們。畢竟他們創立這個安全區是作為平民的避難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員會試圖與日軍司令部取得聯絡，以解決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但只是在漢中路遇見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員會最終被士兵們的處境所打動，在他們的懇求下讓步了。像拉貝一樣，委員會成員告訴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會仁慈地對待他們。然後他們協助士兵們解除了武裝，井將他們安置在中立區內不同的房子裡，在混亂中，許多中國士兵脫下軍裝，混在安全區的難民之中。

第二天，約翰·拉貝寫了一封長信給日軍指揮官，解釋說明當前的情況。他懇請日本人寬恕這些中國士兵，並根據公認的戰爭法律規定，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對待他們。使拉貝大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軍官向他許諾，這些中國士兵將免於一死。

但是當日本人違背諾言，把這些手無寸鐵的中國士兵拖出去殺害時，拉貝的這種慰藉變成了恐怖。如果拉貝還寄希望於日本人不能從成千上萬的難民中找出那些士兵來，那他就是大錯而特錯了。日本人透過翻查手，幾乎把每一個士兵都挑了出來，因為他們知道每天被用槍支會在士兵手指的某個部位留下繭子。他們還檢查每個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過槍的痕跡，前額和頭髮下面是否有戴過軍帽的壓痕，甚至還檢查腳上是否有因數月行軍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委員會獲知日本人己經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總部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準備槍殺他們。“我們知道確有一些原中國士兵在難民當中，但是拉貝那天下午曾經從一個日本軍官那裡得到許諾，這些士兵將免於一死。”基督教青年會代表喬怡·菲奇在其日記中寫到這一事件。“現在看來再明顯不過了，日本人要幹什麼。這些人被排列兩行，以100個左右為一隊用繩子緊繫在一起，由上了刺刀計程車兵看押著；那些戴著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魯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後，藉助於照明燈的光亮，我們看著他們走向了死亡。”

後來，拉貝提到他在安全區收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