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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29歲的婦女住在南京以南的一個小村子裡，中國士兵燒燬了她的家，並強迫她帶著5個年幼的孩子步行前往南京。天擦黑的時候，一架日本飛機俯衝下來，用機關槍向她們一家人掃射，一發子彈穿過這位母親的右眼從脖子射出。她立即昏厥過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了過來，躺在一片血泊之中，正在哭叫的孩子緊挨著她。她太虛弱了以至於根本抱不動那只有3個月的最小的孩子，便只得將這個孩子留在一幢空房子裡。但她不知怎樣竟鼓足力氣牽著餘下的4個孩於掙扎著向南京走去，並且成功地到達了醫院。

威爾遜和其他志願者堅持留在醫院裡直到他們瀕於崩潰之時。本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可以利用來自城外的醫療援助，但是日本人卻不允許醫生或醫療志願人員進入南京。因此照顧病人及管理安全區的重擔便落到了這個弱小的、由差不多20人組成的被圍困的委員會的肩上。為了確保醫院免遭日本人的破壞，他們輪班工作，一個外國人至少每天工作24小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勞累過度以至患上了傷風，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各種疾病。大屠殺期間，城裡僅有的另一位西方醫生C·S·特里默在40℃度的高燒中掙扎。

金陵大學醫院迅速地變為另一個難民營，因為威爾遜拒絕讓無家可歸的病人出院。離開醫院的病人必須由外國人陪同以確保他們安全地返家。詹姆斯·麥卡勒姆充當醫院的司機，開著沒有上漆、倉促修理好的救護車在城裡運送病人。大屠殺的倖存者們都記得，筋疲力竭的麥卡勒姆總要在頭上壓一塊涼毛巾，為了在開車送病人回家時能保持清醒。但是涼毛巾也無法使他一直睜著眼睛，麥卡勒姆就咬著舌頭，直到出血為止。

南京城裡幾乎沒有人像威爾遜那樣在醫院裡拼命工作。當大屠殺和暴行逐漸地停息下來時，其他幾名醫生每個週末都到上海去放鬆極度緊張的神經。但威爾遜繼續毫不懈怠夜以繼日地給病人做手術。約在60年之後，倖存者們還以無比尊敬的語氣談到威爾遜大夫。懷念他那無私忘我的精神。有一個人還詳細地講述了威爾迅親手做的手術準備工作及其成功的手術。他的手術是免費的，因為很少有病人能支付得起，但是外科手術也使他自己的健康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最終，他的家人深信，只有他作為一名美以美教徒的虔誠信念連同他對中國的熱愛，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賦予了他能夠在南京的暴行中倖存下來的勇氣。

南京城的活菩薩

威康明娜·沃特林（大多數人叫她明妮·沃特林）在日軍佔領之前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及院長，南京大屠殺開始後的幾周裡，留在城中的西方婦女屈指可數，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許多年後人們都會記得她，不僅因為她為保護數千名婦女兒童免遭日軍欺辱時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勇氣，而且因為她所保留下來的日記尤為珍貴。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日記最終會像安妮·弗蘭克的日記一樣為世人承認，其重要性在於它闡釋了在戰爭大劫難期間一名見證者的精神。

沃特林是一位鐵匠的女兒，1937年時她已經51歲。她在伊利諾伊州的一個小農場長大，母親去世6年之後她被送到鄰居家生活。沃特林在鄰家裡所受的特遇比一個僕人或是下地耕作的農夫強不了多少，冬天最冷的幾個月裡她都在放牛。縱使她幼時貧窮，她仍然讀完了中學，1932年又以優等成績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尚佩思分校。

年輕時的沃特林身材高挑而端莊秀麗，放著一頭長長的黑髮，她活潑開朗，受人歡迎，吸引了眾多的追求者。可她從伊利諾伊大學畢業之際，卻決定終生不嫁。加人基督教士聯合會後，她來到中國安徽省的一個城市合肥，在這裡呆了7年，她在擔任女子中學校長的同時，學習講漢語。後來，她搬到南京，就任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顯然，沃特林在南京生活得非常愉快。回到伊利諾伊州的家鄉探親時，她不斷地談起中國——它的文化、它的人民和它的歷史。她送給家人一些蠶繭，還教他們如何烹調和品嚐中國食品。她在日記中不斷地讚美南京城秀麗的風光。作為一位食心的花匠，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裡，她培育大量的玫瑰花和菊花，還到中山公園去參觀那裡的花房，並在明孝陵附近瀰漫著李子材和桃樹花香的小徑上漫步。

1937年夏夭，沃特林與朋友們在海濱避署勝地青島度假時，聽說有一個日本士兵在北京以南幾里處失蹤了。這一事件引發了中日之間的衝突，雙方在那裡進行了幾次戰鬥。她的一個朋友因此而優心仲忡地談起1914年薩拉熱窩只有兩個人被暗殺卻最終導致了1100多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