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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明，他是一個極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為“南京大屠殺的假象”的文章中攻擊洞富雄和本多的調查結果。鈴木指責說，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編造出來的，沒有足夠的原始資料能證明大屠殺，南京的暴行是一個“假象”。根據他的文章而編篡出的書獲得了《文藝春秋》的非小說類文學作品獎，並從日本的文藝批論家那時獲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氣可嘉”的美譽。當洞富雄發表了一系列反駁文章時，日本許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鈴木明一邊，為他辯護。

另一位批評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稱是松井石根的門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針對洞富雄的書，名為《“南京大屠殺”的編造》，書中使用了松井的戰時日記。為了指責本多傳播“敵人的宣傳”，田中說，與歐洲或中國不同，“在日本全部歷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預謀的系統性地謀殺的例子”。他寫道，這是因為日本人與西方人和中國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篡改者們尾隨之，田中也參加到對洞富雄和本多的攻擊中。右翼作家渡邊省一為田中的書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擊本多，認為本多“不僅往當時的日本官員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積罪行。

兩個陣營間很快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邊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們組成的開明的“屠殺存在派”，另一邊是由鈴木和田中領導的保守的“屠殺假象派”。開明派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發表調查結果，保守派則在右翼出版物上寫文章，如《文藝春秋》、《諸君》月刊等等。開明派要求日本政府為其在中國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則認為道歉是對老兵的侮辱，是外國對日本國內事務的干涉。

頗具意味的是，當篡改者們親自研究這一問題，以求獲得攻擊“屠殺存在派”的彈藥時，他們試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努力卻事與願違。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的一個聯誼會“偕行社”，要求其18，000名成員用目擊材料來證明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令“屠殺假象派”沮喪的是，許多“偕行社”的成員確認了南京大屠殺的細節，並做了令強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過去是松井手下軍官的一位成員估計，在一名參謀長官的命令下，大約有120，000名戰俘被殺。後來無疑是迫於壓力，這位軍官把數字改為“不少於幾萬人”。但他的證詞攪亂甚至改變了這次調查的目的，偕行社雜誌的一位編輯在系列文章的結束部分寫道：“如此規模的非法殺人沒有任何藉口可講。作為一個曾與舊日本軍隊有關的人，我必須向中國人民深致歉意。”

最令保守派尷尬的事情還在後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歷史雜誌《歷史與人物》發現，新出現的松井石根的日記竟有900處錯誤。其中多數是蓄意改變原始文獻，這一醜聞令日本各地的歷史學家感到震驚。更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改動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曾經宣稱自己是對扭曲歷史行為最堅定的批評家的田中正明。

恐　嚇

東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開承認自己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極端情況下的日本恐嚇體系的絕好例證。1987年，當東史郎成為第一位公開為自己在南京所扮演的角色道歉的日本老兵時，他引起了一場轟動。在去南京參加大屠殺50週年紀念活動前夕，東史郎在京都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接受了報紙和電視記者的採訪。結果是招致了雪崩般的批評和死亡的恐嚇。為保護自己，東史郎從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個小村莊，他還在房子裡準備了大量的武器，比如警棍、球棒、胡椒噴射器、鎖鏈等等。

對於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來說。他的麻煩是開始於一次提問。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襲擊珍珠港47週年的日子，市議會中的一位共產黨員向他詢問對天皇戰爭罪行的看法。當時，日本裕仁天皇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國停止節假日活動，哀痛昭和時代的結束。本島均回答說，透過閱讀國外關於戰爭的記錄，加上自己當過兵的經歷，他認為天皇對戰爭負有責任。他的話立即引起了反應。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員們和自民黨地方黨部要求市長收回所說的話。但本島均拒絕了，他宣告，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

為了迫使市長屈膝投降，本島均的對手們發起了一場騷攏和恐嚇的運動。自民黨員們不僅撤銷了他在該組織中的顧問資格，還成功地說服了縣知事拒絕同市長進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組織甚至聲稱要殺死本島均。1988年12月19日，24個極端民族主義團體開著30輛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車，在長崎市遊行，叫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