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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本島均的死作為對他的“神聖的懲罰”。兩天後，在長崎遊行的團體增加到62個，裝著高音喇叭的卡車增加到82輛。來自無數保守組織的代表，包括靖國神社團體賽的代表，都呼籲彈劾本島均。裕仁天皇死後不到兩週，1989年1月7日，一個右翼狂熱分子從背後向本島均開了槍。子彈打穿了他的肺部，但這位市長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刺殺行動使全日本的極端分子激動不已，他們當中很多人聲稱，這二行為不過是對本島均“神聖的懲罰”。

結語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戰爭中無數野蠻行徑中的一個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就頭一個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戰場武器的禁令，而將其用於威脅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後，日本又發動其軍隊開始屠殺，從上海到南京，然後發展到中國內地。

雖然日語中沒有一個詞等同於德語中的“最後解決”，日本天皇政府卻批准了在中國某些地區實施人工滅絕的政策。其中最殘忍的之一是在中國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槍光、燒光），因為在那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對日本人進行了猛烈和有效的鬥爭。一位沮喪的日軍上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殘暴政策是如何簡單明瞭：“我從上級那裡接到命令，這裡的每個人都必須被殺掉。”

這項政策的結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發動了以趕盡殺絕中國華北農村所有人口的大規模恐怖戰爭。華北人口從4，400萬銳減到2，500萬。雖然一些學者認為上百萬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帶，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朱爾斯·阿徹認為，當時在這一地區失蹤的1，900萬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殺害了。《中國流血的世紀》的作者R。J。拉梅爾指出，即使當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殺害，死者數量也將接近100萬。

為對付中國人，日本人還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生物武器試驗。因懷疑中國村莊幫助了在1942年4月東京杜裡特空襲中的美國飛行員，日本人對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進行報復。在可以降落轟炸機的地帶，他們屠殺了25萬中國平民，還破壞了方圓2萬英里的所有中國機場。像所有在戰爭中遭到踐踏的地區一樣，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襲。我們已經知道，日本飛行員在如上海、寧波和承德這樣的大城市播撒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並把裝有各種致病微生物——霍亂，痢疾，傷寒，瘟疫，炭疽和副傷寒——的瓶子投進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屋裡。日本人為傳染中國平民和軍人，還在食物中摻雜了致命的病菌。他們把帶有傷寒病菌的餅乾扔在露營地附近，引誘飢餓的中國農民；在成千上萬中國戰俘被釋放前，日本人給他們吃注射了傷害和副傷寒病毒的蛋卷。

最後的死亡人數統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間。R。J。拉梅爾提供了較為保守的數字：有3，949，000人被殺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數百萬人由於日本人的掠奪、轟炸和醫藥試驗而死於飢餓和疾病。如果這些死亡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可以說，在對華戰爭中日本人共殺害了900萬中國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想象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下犯下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幸哿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總結了是什麼驅使日本皇軍犯下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學者相信，中日戰爭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殘暴行為是由一種叫“壓迫的傳導”現象造成的。據《隱藏的恐怖：在二戰中的日本戰爭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說，日本現代軍隊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隱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軍官兵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會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在侵佔南京之前，日軍對自己計程車兵也長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為長官洗內衣，或是溫順地站著任由長官摑耳光，直至鮮血橫流。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日本士兵時常受到的這些抽打，是來自長官的“愛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用“鐵拳”加強的殘暴紀律，則被叫做“愛之鞭”。

人們常說，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對社會等級中更低微人們的生殺大權，常常會變成最殘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來到海外後，因為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壓抑的殘暴突然得到了發洩。在外國領土或殖民地上，作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是最低階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過最有權有勢的中國人。由此不難看出，長期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力的恐懼就是如此在南京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