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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的掩蓋手段

日本學術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說，此事過去時間並非久遠，還不值得去進行歷史研究或是讓歷史學家去評判日本的錯誤。一些人甚至對批判日本戰爭罪行的作法表示憤怒。（有人激動地說，“我們究竟要為我們犯過的錯誤道歉到什麼時候？）

其他一些學者則充當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還與日本保守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聯手，共同壓低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及死亡之數字。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岡信勝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歷史和二戰史上的其他方面內容，……進行了狂熱的行動。在其煽動性的宣告中，……認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遠遠低於中國人所聲稱的數字；南京大多數死者是游擊隊員，不是平民；日本軍隊的亞洲性奴隸，或稱“慰安婦”，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將那些婦女得到的經濟賠償比做是：“摸彩票中了獎，還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對這些婦女的道歉，並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刪去與他們有關的內容。

在日本，對南京暴行進行嚴肅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傳統的學術界之外的人進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記者等等。工廠工人小野憲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開始採訪附近的一些農民，這些人曾於南京暴行期間在若松師團服役。小野是個單身漢，因為工廠每次輪休有36個小時，他又沒有家庭責任，所以有時間全力投入這項工作。據報道，6年以後，小野已經訪問了大約600個家庭，採訪了200人，從30多本日記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與7個人的談話做了錄音。他的一些發現發表在《金曜日週刊》週刊上，被讚譽為是第一個完全採用日本本國的資源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研究的成果。或許小野最後會就南京大屠殺出版一部重要的書，但與此同時，他卻生活在可能會遭到報復的陰影之下。由於擔心成為日本右翼狂熱分子的襲擊物件，小野甚至拒絕拍照。

自願承擔的審查

日本審查制度破壞教科書的行為不僅是僅僅由政府做出來的，媒介為了保護自己，也運用了審查制度。私人機構的自我審查微妙而詭秘，難以使人察覺，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審查制度更為陰險。

日本的電影發行商在電影《末代皇帝》中對南京暴行的鏡頭所作的手腳，明確地說明了日本自我審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電影發行公司從伯納多·貝託魯奇這部關於溥儀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寫南京暴行的鏡頭。貝託魯奇知道此事後，當然十分憤怒。他說：“在未經我授權甚至沒有告知我的情況下，日本發行商違背了我的意願，將'南京暴行'的全部鏡頭剪掉了。他們還對新聞界說，我與製片人傑里米·托馬斯早就打算肢解這部電影”，貝託魯奇宣告：“這種做法完全是錯誤的，令人厭惡。”

貝託魯奇的強烈抗議迫使發行商們馬上恢復了被剪去的鏡頭。發行商為他們的行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電影發行公司的負責人久保谷，為該公司行為造成的“混亂和誤解”道歉，他解釋說，他的公司只是認為影片中南京的鏡頭“太驚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說，“剪這部影片是我們自己的決定。我們沒想到它會成為這麼大的問題”。該公司另一位發言人，齋藤告訴記者，剪去這些鏡頭是“出於對日本觀眾的尊敬”。一位日本的電影評論家中根猛彥分析認為，決定剪去這些鏡頭是源自於發行商的膽小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暴力威脅。這位評論家告訴記者，“我相信這部電影的發行人和許多劇場主是擔心右翼組織會在劇場外鬧事，”他還說：“一些這樣的人還在認為，日本在中國和二戰期間的行為是聖戰的一部分”。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辯論

日本有勇氣寫關於南京暴行的書的人，常常面臨冷酷無情的攻擊。這裡以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學的日本史教授。1966年，為了調查日本人在中國的暴行，他訪問了中國。後來，他出版了幾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聞》的一名獲獎記者，他打破了日本新聞界反對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禁忌，分別於70年代和80年代訪問中國大陸，採訪倖存者。他的調查結果首先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發表後來彙編成書。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結論：在1937…1938年間，日本士兵在南京殺害了大約30萬人。

他們兩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惡毒攻擊。對洞富雄和本多進行惡毒的一個批評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