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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絕大多數人對60年前南京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在她讀研究生期間，這個題目從未被提起過。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律師很羞愧地告訴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國與日本之間曾發生過戰爭，她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太平洋戰爭的瞭解僅限於珍珠港和廣島。這種無知甚至也存在於亞裔美國人之中。一位婦女曾問我：“南京？是什麼，是一個朝代？”從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憐的地理和歷史知識。

60年前曾是美國報紙頭版訊息的事件，現在看起來已經消失了。好萊塢從未製作過一部關於這場屠殺的主流影片——即使這一事件包含著與《辛德勒的名單》相似的戲劇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數美國的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也沒有準備寫這件事。

在聽到這樣的說法之後，我感到一陣恐懼：30萬中國人被殺害的歷史可能會消失，就像他們在日本人的佔領下消失一樣；有一天，世界會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話，南京的暴行是一個騙局，是捏造出來的——大屠殺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為寫作本書，我強迫自己不僅深入研究歷史，同時也研究歷史的編寫——去檢驗歷史的力量，檢驗歷史的製作過程。究竟是什麼使某些事件留在歷史之中，而讓其他的歸於烏有呢？具體地說，像南京的暴行這樣的事件，是怎樣從日本（以至世界）集體的記憶中消失的？

很明顯，南京的暴行沒有被廣泛地傳播的原因之一，在於戰後德國和日本對待其戰爭罪行的不同態度。或許與歷史上其他任何國家不同，二戰以後，德國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認，不僅是納粹分子，德國戰時政府也應對戰爭罪行負責。而反觀日本政府，它從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會像德國一樣做。於是，雖然有些人為使日本社會正視殘酷的事實進行了勇敢的鬥爭，但很多日本人繼續把戰爭罪行視為個別士兵所為，有的甚至認為一切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

在日本，關於二戰期間發生事件的各種競相矛盾的故事還在不斷出現。根據日本時下流行的篡改歷史分子的觀點，這個國家對戰爭期間任何地方發生的大規模屠殺平民不負任何責任。日本人發動戰爭是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為了從西方帝國主義的抑制中拯救亞洲。的確，作為對其崇高努力的回報，日本自己在廣島和長崎成了最終的受害者。

這種塗抹歷史的東西還寫進了日本的歷史課本，這些課本不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殺，還加進了明擺著是編造的軍事行動的內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裡，為了對付那些認為這種課本沒有告訴下一代歷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威脅要用起訴、死亡，甚至謀殺使反對者沉默。

在日本，試圖改寫歷史的不僅僅是狂熱的無知組織。1990年，日本一個保守的自民黨領導人，同時也是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那裡（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

自然，這番話激怒了全世界的學者和記者。有人公開宣告：“日本對南京暴行的否認在政治上就等於德國人對否認大屠殺。但是一切譴責都沒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擊。面對無可辯駁的證據，石原仍然反駁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一干人犯之前，世界從不知道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他還說，在屠殺發生時，日本的戰地記者和西方記者都沒有任何報道；《紐約時報》記者弗蘭克·蒂爾曼·德丁就沒有目睹屠殺；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也僅僅看到一人被殺。

當然，在90年代約翰·馬吉已不在人世，無法為自己辯護。但他的兒子戴維·馬吉卻努力駁斥了石原的說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採訪，並出席了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會議。在會上，他宣讀了他父親的文章，並展示了他父親用來拍攝日軍暴行的照相機。仍健在的弗蘭克·蒂爾曼·德丁則採取直接行動。為駁斥石原的說法，已經退休住在聖迭戈的德丁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德丁對記者解釋說，他在1937年確實寫過一篇文章，描述從上海到南京一帶農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寫在日本人向南京進發的兩個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說法也很容易駁斥。當年，幾十種西方報紙都有關於南京暴行的同期報道，甚至日本報紙也登載了關於大屠殺的詳細報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時寫的，並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約翰·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寫，比如“強姦婦女的行為已無法形容和想象”和“我能說的是，這個城市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