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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機構改革的主體是人，改革的重要障°？之一便是“官本位”。中國改革雖走過30年，但不少國人價值體系中的“官本位”觀念不僅沒有消除，反在強化。如今機構改革再啟，很容易看到不同部門系列中，官位沉浮必然產生複雜變奏。識者有理由擔憂，“官本位”之祟或成改革阻力，或成改革“激勵”，最終導致改革的流產或畸變。

“大部門制”的政改意蘊（2）

正因為此，機構改革本身更具政治體制改革的內o？；我們還同時看到，推進機構改革的努力必須與破除“官本位”的其他改革措施相併行。要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首要者便是改革官員選拔、升遷、考評機制，體現“主權在民”的經則，並在政府官員中建立權責一致的“問責制”。如果“大部門制”改革的推行，能夠同步帶來中國政府官員能上能下、可官可民的機制，能夠終結跑官、求官甚至買官、賣官的現實，則中國幸甚。

時間表是次行政體制改革以《方案》起步，逐步鋪開，漸進經則相當明確。但以往經驗已經表明，漸進改革亦需不時有階段性突破，蓋因漸而不進、不進則退，正是漸進改革之大忌。所以，*十七屆二中全會公告特別強調機構改革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局中人不可不深味。

公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總目標”，乍讀此，有些人可能會以為機構改革大可拖延敷衍。其實，“總目標”重在完善，而且須當與建成小康社會的諸項改革目標在時間表上相一致，但絕不等於目前已經看準了的機構改革，從實施到完成需要12年之久。恰恰相反，總目標設在2020年，表明政治體制改革預期明確，也表明從現在開始的努力已經相當緊迫。

怎麼確定改革進度？*十六大曾明確，在2010年“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全可以想知，國務院機構改革與這個任務必須D？調一致。2010年距現在已不足兩年，縱以時間表論，我們亦當只爭朝夕。

…2008年第5期…

“舉國體制”μ？出正其時

大幅縮小“舉國體制”範圍，結束競技體育領域的國有壟斷局面，同步推進商業體育，振興體育產業，讓市場成為競技體育興盛的基石。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以雙重的巨大喜悅落下帷幕的。除了主辦成功的喜悅，還有“金牌豐收”的喜悅——51塊金牌的收穫比上屆雅典奧運會多出六成，是八年前悉尼奧運會的近兩倍。

於是，頗有一些人士很振奮地說，累累金牌證明體育“舉國體制”非常有效，所以，中國競技體育應當繼續高舉“舉國體制”大旗走下去。我們對此萬難苟同，並深以為在此次金牌盛宴之後，中國當告別“舉國體制”，啟動體育領域的全面改革。這關乎中國體育產業的成長和全民健身活動的興盛，關係到中國體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與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全域性息息相關。

競技體育領域不是孤立於當代中國變革版圖的孤島。體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

沒有人否認，中國人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是很榮耀、很興奮的事情，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增加中國作為體育大國乃至世界強國的自豪感，可謂意義重大。不過，金牌是有成本的。因為中國的競技體育一直實行傳統計劃經濟框架下的“舉國體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納稅人的錢，依賴國家資源。雖然官方對金牌專案所涉成本一直未予公佈，媒體對單塊金牌成本的估算，也曾出現從六七千萬元至七億元的不同說法，難以證實或證偽，但現代競技體育競爭激烈，中國為實現“奧運增光專案”多年來耗資不菲，此次北京奧運會拿下51塊金牌更是代價高昂，應當是不爭的結論。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在賽場上、在電視機前為金牌激情難抑的普通公眾，對為金牌付出如此代價是沒有心理準備的。

進一步說，投入與產出也並不對稱。“舉國體制”著眼於層層選拔、封閉培養專業運動員，在佔用了大量資金後無法對大眾體育形成帶動力。國家培養的金牌選手們可成為各種商品的形象代理，但鉅額現金收益主要屬於運動員個人及其教練團隊；所屬機構或有機會“利益均沾”，少部分還可能會成為未來訓練補充資金，但經濟上回報出資人的可能性等於零。廣大公眾的興奮和讚歎成了奪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達到一定的量則興奮感必然降低，體現為令人遺憾的邊際收益急劇下降。

中國正處在增長方式轉換的關鍵期，服務業發展和內需市場啟動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