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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海東說：“謝謝你們，你倆在這和我一起做窯工吧！等待時機，再鬧革命？！”

“不。槍，交給你。從此我們洗手不幹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種田度日子。”

徐海東一看他們主意已定，現在又不是時機，也就沒再勸說。

“我這就剩兩塊光洋，給你們吧！好好種田，將來想幹了，再來找我！”徐海東叮囑說。

槍啊，槍，八支僅剩三支。這三支槍成了徐海東東山再起僅有的武器。

徐海東仍然是個“夜遊人”。沒幾天，他就和陳定候、江竹青、張養民等幾個一起鬧革命的人聯絡上了。他們約定：不再藏頭躲身，就在窯工和農民中開展工作。他們相信：只要能把周圍的人都攏到革命一邊，定能開拓出一條生路來。

三十七年後，徐海東回憶說：那時我雖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沒有動搖。仗著自己懂一些軍事，膽子又大，百事不怕。從實際鬥爭中我體會到沒有槍桿子就不能生存，四處活動搞隊伍。在敵人“清剿”過去後，奔跑著找過去的農民自衛軍隊員，秘密地組織武裝，活動方式，採取夜間集結，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長矛。那時自己還不懂得要建設一支什麼隊伍，革命處於低潮，隊伍總是拉不起來。自己就在這種苦悶中，度過了半年。有時苦煩了，就吃上幾杯酒，想再轟轟烈烈搞起來，苦於沒有辦法。（見徐海東著《生平自述》，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8頁。）

暴年關打游擊　人贊徐老虎1928年臘月初的一個深夜。黃陂縣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兩排房子破舊頹敗，雜草叢生。最裡一排房子，是個大廳。大廳屋頂上坐著兩個人，在夜色裡成了屋脊上翅起的“獸頭”。大廳旁的小耳房裡，窗戶被蒙著，油燈下，黃陂縣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動方案。

寒風凜冽，夜霜沉落。耳房裡四個人的心情激動萬分。縣委代理書記老王，臉白白的，留有分頭，一綹頭髮耷拉下來，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堅定地說：“現在全國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了。根據省委的指示，我們要去各地舉行暴動，迎接這個高潮的到來。革命麼，就是暴動，就是不失時機，發動群眾，點起火把，衝進地主的莊園，打土豪、分田地、分財產、分糧食，消滅敵人。共產黨人的任務是什麼？就是暴動。就是暴動精神，這是不能懷疑的。”

“可是，暴動，現在條件成熟沒有？我們現在的力量夠不夠？黃麻暴動成功了，都成立了革命政權，但敵人一來，迅速失敗。”徐海東不善雄辯，皺著眉頭，開門見山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質問。現在的徐海東，不是從前了，不但責任重了，縣委委員、軍事部長、夏店區區委書記、縣裡游擊隊隊長，更重要的是，吸取黃麻暴動的教訓，想問題、辦事情更多地注意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了。

“海東同志，你是縣委領導下的武裝隊伍的負責人，是軍事部長，你可不能動搖、手軟呀！暴動是黨的決定，是黨的指示，我父沒有猶豫的餘地。什麼叫條件成熟？什麼叫力量不夠？條件不是靠我們創造的嗎？！只有暴動，才能喚起千萬民眾；只有暴動，才能打出我們的天下；只有暴動，條件才會成熟；也只有暴動，辦量才會壯大。沒有暴動就沒有革命，就永遠沒有人民的幸福！”

這位老王書記，實際上才二十多歲，比徐海東還年輕。他是個讀書人，家庭雖是個中小地主，對革命事業卻很激進、很堅定。

徐海東雖聽說過馬克思主義，但沒讀過馬克思的書。他只覺得，現在這麼做，不太適時，但又說謊不出道理來。他畢竟是個耿直而又負責的人，他問：“那暴動以後怎麼樣？”

“這是個幼稚的問題。還怎辦？殺死土豪劣紳，殺盡貪官汙吏，耕者有其田，人民當家做主，建設新政權。這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老王口才好，又易激動。白臉變成了紅臉，兩隻眼睛閃閃發亮。

徐海東服了。他想，這是黨的指示和決定，我不能有半點疑慮。我是個窮窯工，還會手軟？對這些人，只有血戰到底，決無罷手之說。他說，“黨的決定，我徐海東堅決擁護，執行到底。”

“按上級黨的指示辦吧！”另外兩名縣委委員沒有不同意見。

徐海東和同志們在當時情況下，還不可能清楚地認識到這是黨內“左”傾路線推行的盲動主義，錯誤地估計了處在低潮的革命形勢，盲目行動最後必定以失敗而告終。

縣委會議形成決議：舉行年關暴動；時間定在陰曆臘月三十除夕夜；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