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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的“萬戶蜂”農民武裝改編為第四路遊擊師戰鬥營，並授予他們一面鮮紅的戰旗！委任阮英臣為四路遊擊師師長兼戰鬥營營長，委派紅軍指導員夏雲亭同志為戰鬥營政委，裝備了武器，就這樣威風凜凜地武裝起來了。

不久，袁家溝口也建立了區蘇維埃政府，地址就在“豐源”商號裡面。門前貼著這樣一幅對聯：鐮刀割斷舊乾坤，斧頭劈開新世界。

附近老百姓還送來一塊油漆匾額，刻著“工農當權”四個大字，高高懸掛在屋內。

這次袁家溝口戰鬥，第四路遊擊師有三百多人的兵力參加了戰鬥。隨後，正式編入紅二十五軍建制。這支在戰鬥中誕生和成長的武裝力量，三百多名“萬戶蜂”的子弟，在紅二十五軍這支英雄的部隊中英勇地戰鬥，縱橫馳騁……

袁家溝口一仗，全殲敵警備第一旅，斃傷敵團長以下官兵三百餘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餘人。繳獲輕重機槍四十餘挺，長短槍一千六百餘支，其他軍用物資亦繳獲甚多。紅軍只傷亡百餘人。這一出色的殲滅戰，是紅二十五軍長征以來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喧次圍攻。

袁家溝口戰役，在徐海東不成文的“兵書”中，在紅二十五軍戰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筆：“先疲後打！”

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鬥力。（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頁。）

袁家溝口殲滅戰所取得的勝利，充分體現了上面毛澤東所闡述的作戰原則。

令接駕再長征　星隕四坡村“六月十三，紅軍出山。”

這是當年在終南山下廣為流傳的一句民謠。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恰是陝西藍田的焦岱、長安的引駕回兩鎮的逢集之日。

來自四鄉的農夫山民，挑擔提籃、推著“地老鼠”小車，絡繹不絕，潮水般湧向集鎮。許多穿戴翻新而又風塵僕僕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臺廟，也混雜在趕集的人群中，更是擁擠不堪。街面上，人來人往，鬧聲嚷嚷。

就在這一天，取得袁家溝口戰鬥勝利的紅二十五軍，猛虎般地從山裡撲了出來，橫掃焦岱、引駕回兩地民團，威逼省城西安。當地群眾無不奔走相告：“紅軍出了終南山，一天趕了兩個縣的大集，老百姓都開了眼啦！”

7月13日，古城西安。

剛進入炎熱的盛夏，悶熱的空氣，使人煩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紅軍，突然降臨，更使駐城國民黨官兵和反動勢力驚慌惶恐。

城內戒嚴，人心慌亂。那些聞風喪膽的豪坤們，惶惶不可終日，紛紛收拾金銀細軟，準備逃往外地。紅軍的逼近猶如一陣轟轟隆隆的閃電雷鳴，搖撼著西安綏靖公署的新城大樓。公署主任楊虎城被震昏了頭，馬上命令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停止西進天水，就地駐防。省城內外，頓時籠罩起一團戰爭的陰雲……

西安城東南十五里，引駕回。

從前皇帝出巡回來，京都文武百官都到這個地方等候迎駕，故名“引駕回”，又名“接駕回”。

徐海東帶領軍部手槍排首先佔領了鎮中敵人的一個區公所，活捉區長。

徐海東在一張桌子前坐下：“你打個電話給西安，就說紅軍到了引駕回，要他們出來接駕！”他指著牆上掛著的電話對區長說。

“不敢！不敢！”區長連連躬身向徐海東行禮。

警衛員理解徐海東的用意，嚴厲地命令道：“快打！”說著，手中舉起了徐海東的馬鞭。

“不敢！不敢！”區長腰弓得更低了。

徐海東眼一瞪，手一揮，拍著桌子，吼道：“快打！給於學忠打電話！”徐海東想利用敵人的區長報急，把西安的敵人調出一部分，攔路打它個埋伏。

區長迫於無奈，拿起電話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聲呼叫著：“……紅軍到了引駕回，快派兵來！”

“于學忠、毛炳文的部隊都要向西開往天水，堵截川西會師後有北上動向的主力‘共匪’，無兵可派！”對方回答說。

徐海東設伏計劃雖沒實現，但獲得了川西有紅軍主力會師的最大喜訊，他高興地思索著：是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還是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或是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總之，不管哪一路，都是件大好事。既然有“北上動向”，那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