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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軍團總指揮季振同、領導百色起義的紅7軍軍長李明瑞都是在沒有任何通敵證據的情況下被冤殺。與他們比較，徐確實要感謝沈澤民。

05　戴季英徐海東1965年寫生平自述時，就謹慎地披露了紅25軍的肅反問題，這在當時的回憶錄中是很少見的。儘管毛澤東在理論上經常批評王明路線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但究竟怎樣鬥爭、如何打擊，革命文獻一般是不具體介紹的。

肅反積極分子各個根據地都有。張國燾帶四方面軍主力出走之後，74師的肅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0團的政委、參謀長等四十九名黨團幹部捆起來後，拷打其中的一個連指導員，拷打逼供不成，又綁在板凳上用刑。

當政委百般拷打問不出口供時。叫他的警衛員拉出去殺。我急了，忙說：“政委，一點兒口供都沒有，為什麼殺人家？”他說：“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願說出他們的組織來。”……四十九個人，被殺了。我知道後，落下淚來。回想在東路遊擊時，前有敵人堵，是這一團我去攻，後有敵人追，也是這一團人去打。（P22─23）

從江西蘇區到“文革”，歷次肅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連“供”都不要就可以殺人。220團是紅25軍的主力，戴季英殺起來並不手軟。他本是個官迷，紅25軍長征途中，他是軍參謀長，多次想當軍政委。因為徐海東的反對，他沒有得逞，就再次拿紅軍生命開玩笑：“9月4凌晨，參謀長不服從命令，貽誤了部隊時間，後衛225團遭到敵騎兵的襲擊，一下損失二百多人。”（16）既然沒有軍事才能，那就以殺人來邀功。這在紅軍中是行得通的。紅25軍到達陝北後時，他成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陝甘晉省委保衛局局長，全面主持陝北肅反，劉志丹就差點被他殺掉。

殺了這麼多軍事人才，戰鬥力肯定要受到影響。黨的領導人為什麼要做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終是一個迷。也許有三種動機，第一種出於極左的政治理念，陳昌浩、沈澤民即是；第二種基於權力之爭，張國燾、夏曦即是；第三種是無知的盲從。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福建長汀。他到閩粵贛邊區省委機關去，長汀縣委婦女部部長李堅貞正好闖進去向省委彙報。周恩來和氣地問她：“這個女同志幹什麼去啦？”李堅貞說：“抓反革命！”周恩來一聽，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說，是怎麼抓的？”李堅貞爽快地回答：“就這樣抓的嘛！”周恩來又問：“嗯！你怎麼知道他是反革命啊？！”這下，李堅貞答不上來了。（17）顯然，像李堅貞這種革命者去肅反，無論其動機如何，都只會是亂抓亂殺一氣。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幹部，不是中央派來削平山頭的，他的殺人狂熱，很可能屬於第一類和第三類，不過當他到陝北後抓捕劉志丹等人時，可能主要出於第二種動機。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純潔”比什麼都重要。這說明，“左”是革命黨的內在邏輯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根據。中國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滿現狀、要起來造反殺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參加者，愁的是如何把這些革命者“組織”起來。還在窯工時，徐海東就“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18）“組織”絕不只是制度設施，更是意識形態的整合，情緒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殺戳“反革命分子”或“AB團”時，臨時集合起來的人群才會有嚴格的“敵”“我”之分，才會感到怕，才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

06　黨指揮槍在1932年以後的鄂豫皖蘇區，徐一度是最高軍事長官，但他的個人生命也操縱在省委書記、政委手中。作為副軍長，他除了帶隊衝鋒陷陣，幾乎沒有任何權力。“有一天，部隊兩頓飯沒吃，我決定給每個單位發一塊錢買南瓜吃，還差十三塊錢，我讓人到軍部經理處去支，他們說要有軍長、政委的信才給，我只好親自騎馬到軍部找到政委開條子。”（P27）可見黨指揮槍的原則是執行得多麼有效。

黨指揮槍的原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有人代表的。遵義會議之前，黨的主要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軍事首長，甚至也不大懂得軍事，但從1927年到1935年，黨始終保持了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體現就是政委有最後決定權。王明路線統治時期，“欽差大臣”滿天飛，飛來飛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軍權和政權。他們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類黨的組織，壟斷該地區的一切權力。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