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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劉士奇1932年8月初，徐的部隊被打散後轉移到英山，與皖西道委書記郭述申去與東路遊擊司令部聯絡，此時遊擊司令劉士奇正在吃飯：“桌上擺著好菜，徐海東一進門，瞅著這情景，一團火就從心裡向外冒。外邊擺著傷兵、逃難的人……他們又哭又鬧，這位司令卻獨個在這裡吃飯，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10）面對眾多群眾在身邊受難，劉照樣吃得很坦然。窮不能窮領導、餓不能餓司令，從革命時代就開始了。1934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紅三軍團“通知各團的供應處長，每星期想辦法給團長、政委燉只雞，補養身體。”（11）

如果因此認為劉士奇不是合格的共產黨人那就錯了。事實上，劉是30年代初江西蘇區毛澤東極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後任紅六軍政委、贛西南特委書記等要職。當時江西省巡視員江漢波曾批評過劉“脾氣太大，喜歡罵人”，就為毛記在心頭。1930年初的“二七會議”上，毛指責江漢波“煽動同志反對正確政治路線的領袖”（12）會後，劉率先響應“二七會議”在贛西南“肅AB團”的號召，大開殺戒。

由於劉批評過“立三路線”，也由於贛西南黨與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會上被撤職，毛澤東由此認定“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13）不久便以“肅AB團”為名大規模捕殺贛西南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李韶九抓人時首先問：“你參加二全會了嗎？”如果參加了，那就絕對是“AB團”。劉士奇後來在1933年鄂豫皖蘇區的肅反中被錯殺，他對革命隊伍中的“肅反”應當沒有什麼怨言：反正總要殺人，不是你殺了我，就是我殺了你。

04　沈澤民張國燾是鄂豫皖和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他手下有兩員大將：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和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陳、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個半”之一，比較起來，張與陳的關係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軍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發展的問題上，沈澤民與張國燾的意見不一致。主力撤出後，沈留下繼續鬥爭，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沈領導的省委仍然執行了一套左的冒險政策，這就奪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鎮。結果僅餓死、病死的就達三千多人，徐海東因此發了幾句牢騷，說“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領導，只顧自己吃飽就不管部隊了”，沈立即用菸斗指著徐的臉說：“海東，哪個是小資產階級？你這個觀點成了問題，你沒有參加會議的資格。”於是我立即被推出會場。（P25）

這就是沈的霸道和權威，但他不是“壞人”。此前與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書記沈澤民同志，也是中央派來的。……工作積極熱情。是個好同志，但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強得多。”（14）“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著燈籠找出來不可。”（15）

沈澤民確是個“好人”。徐被趕出會場後，知道自己隨時可能面臨厄運，三天之中，隨時準備被抓起來。恰好此時敵人來犯，“我想如果扣我個反革命被殺死，倒不如趁敵人進攻，衝上去戰死，也落上個光榮。”（P26）當他只穿一條褲衩上陣、得勝回營之後，省委書記見到鄂東北道委書記徐寶珊說：“寶珊，我不死，不準再有人說徐海東有問題，哪一個說他有問題，哪個就是反革命。”徐寶珊又證明說，他從1928年就知道我，是個好同志。他們兩人對我從政治上肯定下來，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證。（P27）

徐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但沈澤民樣說，似乎不太符合黨的原則。

第一，徐有沒有問題，不能由一、兩個人說了算，而應當由徐的行為來證明。第二，在沈對徐作了判斷之後，假如有人說徐有什麼問題，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護自己的同志時，沈也扮演著一言堂的角色。

當然，不能過分地指責這樣一個為革命犧牲的領導人，即使像徐海東這樣的高階將領，他們的命運也從來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蘇區，領導“寧都暴動”的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