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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張國燾和陳昌浩、夏曦和任弼時可以指揮毛澤東、徐向前、賀龍，沈澤民可以指揮徐海東。

儘管紅軍是黨的軍隊，但軍事首長與黨的領導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戰鬥要求勝、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統一、要效忠。所以徐海東是“堅決站在反對肅反擴大化方面的”，（P39）而戴委英卻從不怕殺錯人。他們之間一旦發生衝突，裁斷的標準就是黨指揮槍。徐海東有一次反對殺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員，肅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過問。”（P23）黨內、軍內多次“肅反”，大權一般都掌握在政委、書記手中。

中國革命的成功是靠軍隊打出來的，但這支軍隊的特點又是黨的領導。黨和槍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蘇維埃運動十年中，堅持黨指揮槍原則的各主要根據地都喪失了。領導革命勝利的毛澤東，無論是在江西蘇區還是在遵義會議以後，都是首先掌握了軍權然後才掌握黨權的。由於他牢牢地掌握著槍桿子，所以才保證了他對黨的領導。這一點，他自己說得清楚：“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19）毛本人毫不懷疑共產黨是“軍黨”。當然，他也強調“黨指揮槍”，那是握有軍權的張國燾、林彪向他挑戰或不太順從他的時候。

07　錯在哪裡？

革命家的傳記當然是革命的頌歌，但魯迅早就說過革命不是通體光明的。但稍微真實一點反映革命程序中的實況，還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事，所以閱讀革命要細心。

1933年12月圍攻七里坪失敗後，徐和少部分部隊與軍長吳煥先的主力部隊失散，艱難跋涉後才到了皖西，由於不可能再回鄂東，就在皖北道委書記郭述申的支援下，與當地的部隊合組成紅28軍，徐任軍長，郭任政委。半年後才與紅25軍會合。

關於這次會合，1962年徐在《保衛紅色土地》一文說：“分別半年多，再次相會，那種高興的心情，真是一時難以用語言來表達。”（P70）但事實上，徐也有“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氣憤。1965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會合的前因：沒想到，被分割在鄂東地區的紅二十五軍領導人，卻給皖西北道委寫來信，不顧事實，說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給我扣上一大堆帽子，舉不出事實。唯一具體的事實，是說我不去鄂東找省委。這事使我憤怒極了，一時難忍，大發了一頓脾氣。但我們還是佈置了皖西的工作，於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巖會合了紅十五軍。（P33）

分開行動既是不得已的選擇，其客觀效果也是好的：“從此，鄂東、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隊，兩下雖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兩地的同志，都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保衛蘇區，儲存和發展紅軍的力量。”（P62）吳煥先等人如此大動肝火，給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釋，是他們覺得紅28軍的成立削弱了紅25軍的實力。

從徐本人來說，由於他此前在紅25軍一直受打擊、排擠，當然也樂意在皖西與郭述申合作。他們的鬥爭，確實開啟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對與吳煥先的會合並不全是高興的。

不過會合確實是好事，吳煥先等人沒有再排擠、打擊他。兩軍會合後重組為紅25軍，徐任軍長（吳改任政委），還補為省委委員。

“我的一些正確意見，開始得已採納。我個人的心情也比較舒暢。”（P33）這說明，吳也並不真的認為徐等人有什麼政治錯誤，只要部隊過來，為我領導，什麼事情都好商量，什麼“錯誤”都可以一筆勾銷。

08　鄂豫皖當井岡山被確認為中國革命的搖籃之後，大別山也即鄂豫皖根據地的位置被微縮了。但這塊貧瘠之地為中國革命貢獻的確實太多了。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東特委領導發動“黃（安）麻（城）起義”，是為鄂豫皖根據地起源。1930年3月成立紅一軍；1931年11月成立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張國燾。極盛時主力4萬多、地方武裝20多萬人。以此衍生出4支部隊和4塊根據地：1932年10月，四方面軍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發展，建立了川陝根據地。1936年長征到陝北，抗戰後編為129師。

四方軍主力撤離後，留下的5個主力團與地方武裝分別重組為25軍（軍長吳煥先、政委王平章）和28軍（軍長廖榮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決定長征的訊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