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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歷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繫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樑。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復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只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慾。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制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歷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復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純農耕的華夏漢族終於由漢唐時期強悍的“文明狼”轉變為軟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還是得到了一個長達160多年的穩定和繁榮。但是這不是因為它自身強大，而是由於強敵契丹遼國發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轉換。遼國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幾年，佔領了華北幽雲十六州的漢族農業區。此後，它的農業開始大發展，並向東北黑土地延伸。經過幾十年的墾殖，以至於農業在遼國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重，大量牧民漸漸變成農民。這樣一個原來純粹的遊牧民族國家漸漸便成了以一個農業為主的半農半牧國。於是，農耕軟化民族性格的鐵律，也對契丹遼國發生強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開始軟化。在蕭太后時期，遼宋兩國簽訂“澶淵之盟”的不平等和約。宋朝每年向大遼國鉅額進貢，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但長期的戰爭基本停止，兩國“和平友好”，兩國放心睡大覺，兩國在安逸的農耕環境中雙雙繁榮和軟化下去。

但是，羊欲靜，而狼不休，這條規律仍然支配著世界。正當遼國農業越來越興旺的時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龍江流域的遊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為了擺脫遼國對女真的殘酷壓迫，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率領強悍的女真騎兵像狼群一樣猛攻遼國，很快佔領遼國大片國土，並建立金國。後來用了20年，到金太宗時，金國就滅掉了大遼國。連半羊半狼的大遼國都擋不住金國兇猛的狼性騎兵，那麼此時早已成為富裕軟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無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頭羊宋徽宗，已經“文明”到成為中國傑出的畫家的地步，尤擅長花鳥工筆，比繡女繡的還要柔軟。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軍一滅掉大遼，不待休整，迅速揮師南下，嚇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讓位給兒子趙桓，也就是宋欽宗。這是中國兩位最腐敗無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軟弱的宋軍如羊見狼，兵敗如羊跑。開封幾乎是開城迎敵，使金兵輕易佔領開封，俘虜徽、欽二帝，國庫珍寶被掠空，後宮幾千佳麗被擄往北國荒原，充當奴俾妓妾。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武器、最智慧的《孫子兵法》的北宋，幾乎不戰而敗，兩年而亡。當時的北宋幾乎什麼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樑”——剛強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恥”是華夏漢族最最恥辱的一頁，甚至比滿清末期的喪權辱國還要可恥。至少滿清還敢跟列強打幾仗，周旋幾十年，而且也沒有退位給列強。一個民族如果不把強化民族性格作為最基本的國策方略，無論經濟文化有多發達，人口和軍隊有多龐大，其結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轍。

幸虧，中國當時遠離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