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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接著講……李世民過人之處，還在於他極其重視文治，採納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興科舉，重諫臣，著力教化，改善政治，輕徭薄賦，鼓勵經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唐朝的疆土達到到前所未有的廣度。

我特別要說的是，李世民是第一個提出“華夷平等”政策的中國皇帝。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華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華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統背景的。過去以及後來華夏儒家正統思想都是極力“尊華貶夷”，根本無視遊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價值，以及對華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而且還把這種狼性性格作為儒家教化所重點打擊的物件。只有具有遊牧血統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漢族和草原民族雙方的優缺點，而且身體力行地實行“華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達到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頂點，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使草原民族勇猛進取的性格和農耕民族的儒家精華相結合。只可惜，中國農耕土壤太廣闊太深厚，李世民“華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華夏強大而狹隘的農耕意識和儒家正統思想所扼殺。後來，支撐華夏民族活命的新鮮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強行灌輸進來的。但是，由於漢族農耕病體已趨嚴重，以後無論怎樣輸血，都輸不出漢唐盛期的豪邁強悍的民族風骨來了。“東方睡獅”正是從中唐以後開始進入漫長的冬眠狀態的，而華夏廣袤農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軟榻”，儒學則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藥”。

從安史之亂開始，一直到五代十國的200年裡，重又軟化羊性化下去的華夏民族，又陷於大混亂之中。從此，華夏的農耕民族走向漫長的下坡通道。雖然，也出現過幾次小高峰，但總的下降趨勢已不可逆轉。華夏文明和華夏國土的延續和保持越來越依賴於草原民族。

雖然整個農耕民族在軟化，但是炎黃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遺傳，和遊牧民族的不斷輸血和混血，在華夏廣大的農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強悍的種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中狼性好漢率領的反抗。但是農民起義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一旦起義成功，也不能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東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黃巢農民大起義，作為漢民族一次民族復興的重大行動，並沒有成功。究其原因，農民起義是農耕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農副產品”，農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軟弱性的侷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極少數。雖然黃巢起義大軍攻打王朝軍隊勢如破竹，還殘忍愚昧地焚燬了古代中國最為氣勢恢宏的長安城。但是，它還是被唐政府借來的、名不見經傳的西突厥沙陀族騎兵消滅了。這是因為被輸血者總比不過輸血者身心強健。漢唐以後，華夏農耕民族無論是政府軍還是農民起義軍與遊牧民族的騎兵交戰總是敗多勝少。

到五代十國，北中國又陷於狼性遠遠大於羊性的大動盪時代。北方五代梁唐晉漢周之中，後唐、後晉、後漢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權。同時並存的強大遼國，則是鮮卑後裔契丹族建立的遊牧民族國家。

公元960年，趙匡胤不費吹灰之力，忘恩負義地篡奪後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後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藉助五代時期遊牧民族的輸血，還有些生氣。但是，宋太祖已沒有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銳氣了。宋太宗兩次北伐都被契丹遼國打得慘敗。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漢族國家，卻易如反掌。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裡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歷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里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面是驃悍的党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面導致了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