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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力治是所謂君王的獸性，它崇尚的是權術和詐術，最主要的是對狐狸與獅子個性上的研究。狐狸雖然能夠識破陷阱而不受傷害，但它無力對付野狼暴力的威脅；獅子雖然以它的威勢可唬住任何野獸，使野狼落荒而逃，卻因為趾高氣揚，很容易輕敵而中了別人的計謀，導致嚴重的失敗。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在當代社會具有較廣泛的法制基礎，也是現代文明社會中重要的管理方法。因而，法律作為約束人們服從社會道德和倫理的規範，在生活中運用的十分普遍。比如說，當今中國的教育方法雖然也強調兒童要愛勞動，但只是在文字和道德上加以提倡，而在一些國家他們卻制定了一些富有遠見的法律條文對兒童的家務勞動行為加以規定：孩子們應該幫助父母做家務活———這在聯邦德國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的。

這條法律已有一百年的歷史，至今仍然有效。不久前，勃留爾市法院又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孩子們在6歲以前不承擔家務，只是玩耍，6歲～10歲要幫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間，到商店買東西；10歲～14歲要在花園裡勞動，洗餐具，給全家人擦洗鞋子；14歲～16歲擦洗車和在菜園裡翻地；16歲～18歲要完成每週一次的房間大掃除，如果父母都上班工作的話。這種法律對培養孩子的品德可是大有好處，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

德為治國之源

古時治理國家一向有兩種基本方法，一種是以武力治理天下方法，這種方法以力量作為炫耀的手段，對於不守法的民眾採取濫殺濫捕的方法，人民雖然害怕而不敢說話，但內心中卻對統治者充滿了憎恨；而另一種方法是以道德治理天下，這種方法利用崇高的道德來感化民眾，既替民眾的疾苦著想，又替他們排憂解難，並告訴他們正確的道理，這就是曾國藩所推崇的“道德之威”。

“道德之威”的由來來自於古代韓嬰。他認為對老百姓要施之以恩、動之以情，又要以道德的威力來影響他們，“如是則百姓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權，罰不加而威行”。早在東漢時期，劉秀就已經懂得運用以道德之威來感化臣子。東漢初年，馮異治理關中甚見成效，有人嫉妒他，便向劉秀打小報告：“馮異權威很重，老百姓都向著他，現在他被稱為‘咸陽王’。”

劉秀根本不相信這一套，但他也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將這份報告轉給了馮異。馮異大為惶恐，連忙上書申辯，劉秀一面安慰他，又一面指出，老百姓縱然對馮異擁戴，那是因為“將軍對國家的貢獻很大，說起來我是君，你是臣，你代表我治理地方，我怎麼能懷疑你呢。”馮異受劉秀一句話感悟，從此更忠心耿耿絕無二心了。

縱觀古代將領都有一套感化下屬的辦法，《三國演義》中，孔明在平定南越時曾碰到一名智勇雙全的將領姜維，欲收其為入門子弟。他多方設計，逼迫姜維主棄親離、走投無路正想自盡之際，給他好言相勸、良言相撫，並把他母親平安送來……姜維感動得熱淚縱橫，下馬跪拜。

孔明用的正是道德之威法。《三國演義》中類似的計謀還有很多。從史料記載來看，清末曾國藩所率領的湘軍在一段時期確實在民間有一定的好名聲，曾國藩所賴以成名的“道德之威”戰術終於達到了它的目的。

正如曾國藩所說：“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僥倖之心。”

一視同仁才能嚴格執法

法是人行為的準則。有法必依，依法必嚴，所以在很早以前統治者就很強調一視同仁、庶民同罪、嚴格執法。

朱元璋攻下婺州後，為了籠絡民心，開倉贈糧，同時為了節省糧食，禁止喝酒釀酒，可是他手下這些當兵的有幾個不是貪酒的？所以，許多人並沒有遵守朱元璋的命令。

這其中，帶頭違抗軍令的是大將胡大海的兒子。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兒子帶頭違令，更是氣憤異常，立即將他抓了起來，準備處以重罰。

這時，一位叫王愷的手下對朱元璋說，胡大海可不是一個善茬，如果他要是想不開，作出謀反的事情來，那可不好收拾了。況且，胡大海現正在紹興與張士誠開戰，殺了他兒子，對戰局也不利。王愷請朱元璋免了胡大海兒子。

可是朱元璋在這種原則問題上，從來都不手軟。如果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