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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歷史過程，還潛示著那些右派分子從小心翼翼的自我保護到進行各種徒勞的生存掙扎再到一步步走向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絕境這一人性潰滅的慘烈過程。同時，小說中還摻入了大量的隱喻性話語（如毒蛇等），以及幻覺、潛意識狀態甚至誇張、變形的描寫。《泥鰍》以國瑞的審判案卷為總綱，首先從“罪不容赦”的死刑高度將小說定位在悲劇性的基調上，然後讓敘事順著案卷中的所謂“犯罪交待”，不斷地引出以國瑞為代表的一批鄉村打工者在現代都市中的尷尬遭遇，從而以一種歷時性的補充方式勾勒出整部小說的陷阱式結構形態。《一樁案件的幾種說法》透過幾個鄉村人物各自的轉述，既從不同角度詮釋了於先剛的自殺行為，又將於的這種悲劇行為共同指向當下鄉村社會的內部體制，尤其是那種極度脆弱的幹群關係。《為國瑞兄弟善後》故意撇開國瑞生前的“犯罪過程”，而以國祥在國瑞死後向親戚還錢的方式，既引出了國瑞不幸的命運，又道出了鄉村社會中極為曖昧的人倫關係。《回家》則將父親的政治劫難完全推到故事的背後，只著眼於父親回家一夜的生存片斷，從中撕開歷史沉暗的帷幕。《兇手》在敘事表層只講述一個奇特的現象——村民們仿照胡村長的形象堆砌了一個個用來恫嚇野獸的雪人，結果卻一次次被人砍掉了頭顱，而那位以砍雪人頭顱來洩私憤的“兇手”卻在敘述中始終處於缺席狀態，這無疑隱喻了民間百姓對基層社會中權力意志畏懼與憤怒的雙重情緒。《爺爺和隆》、《倖存者拾米》、《姓鄒的老頭和叫皮的豬》等作品則以人與畜的相互依賴和緊密溝通，強烈地返照出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尖銳衝突，其中既有權力話語的粗暴干預，又有利益驅動下的人性失衡。

在這種寫實性的還原過程中，尤鳳偉還不時地汲取了民間話語中特有的傳奇成分，不斷地透過一些傳奇性情節來改變故事的走向，增強敘事的內在張力，從而使故事洋溢著某種神秘的審美情趣。如《石門夜話》中的土匪頭子二爺為了讓一個搶來的女子自願地同他上床，竟然放棄土匪慣用的暴力手段，以匪夷所思的“文攻”方式，連續三個晚上為她講述著自己的“人生哲理”和風流故事，併成功地將她引上床來。這種“攻心”法則顯然超越了人們對土匪的定勢思維，而使小說賦予了傳奇性質。《石門囈語》、《石門絕唱》中的土匪二爺與女人之間玄秘的情感經歷，幾乎是“美人勇救情郎”的傳奇式改造。在《生存》中，為了兩個並不重要的敵軍俘虜，以趙武為首的全村人不但忍飢挨餓，提心吊膽，最後還搭進了數十條人命。《諾言》中的解放軍與還鄉團之間所進行的各種較量，同樣也是詭異多端、神秘莫測。《遠去的二姑》和《姥爺是個好鞋匠》更是讓人物以瞬間的抉擇來展示出平庸生命中所蘊藉的巨大的不朽與輝煌，尤其是那位一生都生活在屈辱中、永遠也直不起身體的馱背姥爺，在悲壯的死亡中卻將自己的身子挺得比任何時候都直。《生命通道》中的日軍軍醫高田與中國醫生蘇原聯手，在道義與良知的感召下，用自己的智慧和醫術發明了一種“生命通道”，在日軍的槍口下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爺爺和隆》、《倖存者拾米》、《姓鄒的老頭和叫皮的豬》則透過人與牲畜的頻頻交流以及牲畜對人性的通曉來演繹人的悲憫境遇。《黑天氣傳略》中的黑天氣身材高大無比，智力卻平庸異常，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完全就是一種民間傳奇的現代翻版。值得注意的是，尤鳳偉所動用的這些傳奇因素，並不只是為了增強敘事的吸引力，而是為了有效地突破庸常生活的假象，道出他們的人性本質和內心的巨慟，突出小說的悲劇內涵。它不僅體現了作者罕見的想象能力和巧妙的變異手段，還透視出作家對現代敘事技術的諳熟。

然而，“真誠究竟能走多遠？”這是尤鳳偉面對寫實化敘事策略的一種自我詰問，也是他在創作中所面臨的一種敘事困境。當他以強勁的寫實方式，使自己的作品在真實層面上獲得了罕見的審美統懾力之後，我們還必須看到，這種還原性的敘事，同樣也給尤鳳偉帶來了某種潛在的制約。這種制約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阻遏了尤鳳偉作為一個現代作家在敘事上進行多向度探索的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的敘事才能的全面發揮。事實上，從那些在文字形式上帶有突圍性質的作品中，我們已看到了尤鳳偉相當廣闊的敘事才能，也能清楚地判斷他對各種現代敘事技術的駕馭潛能，只是因為“真實”的需要，因為作家對“真實話語”的絕對信賴，以及對民間話語形態的過度依戀，才使他自覺地規避了某些有可能阻礙讀者欣賞習慣的現代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