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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其實，這也體現了尤鳳偉在創作理念上的某種誤區，或者說審美理想上的某種偏執。卡夫卡、喬尹斯、福克納……無數具有經典意義的現代作家，同樣也以他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新敘事方式，展示了他們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認識。更重要的是，由於這種藝術理念的侷限，還導致了尤鳳偉的不少小說很難具備更為深邃的審美內蘊，尤其是在文字形式上，喪失了多元化的隱喻功能和較為廣闊的解讀空間。除了像《倖存者拾米》、《姓鄒的老頭和叫皮的豬》、《爺爺和隆》等小說帶有某種寓言傾向之外，尤鳳偉的小說在審美意旨上大多都具有明確的思想內涵和價值判斷，很少有作品能讓人從不同角度解讀出不同的審美意味，更難以從文字形式上品味出豐富多樣的審美資訊。

二是阻遏了創作主體內在靈性的超驗性發揮，影響了他的敘事話語向更為靈動的審美境界延伸。雖然尤鳳偉也不斷地動用一些民間傳奇來改變敘事對經驗和常識的純粹依賴，但就作家藝術智性的自由升發而言，顯然還承受著寫實化審美原則的強力制約。所以，尤鳳偉的敘事總是顯得異常的凝重，質樸，飽滿，很少有詩性的空靈成分。他總是透過“以重擊重”的敘事方式，在正面碰撞中直接展示平民生活的沉重與悲愴，而不是藉助“以輕擊重”的方式，在飽含智性的話語中輕輕撕開人物內心的疼痛。我一直覺得，靈性的話語應該是現代小說必備的氣質之一，它雖然會使敘事呈現出某些超常規的景象，但是，它卻能讓那些看似不經意的內部細節變得熠熠生輝，並帶動整個小說向廣袤的詩意空間飛翔，使那些沉重、悲愴的精神意蘊擁有某種特殊的審美質感，變得更加亮麗而豐沛。這種敘事話語，猶如卡爾維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致力於把語言變為一種像雲朵一樣，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像纖細的尖埃一樣，或者說得再好一點，像磁場中的磁力線一樣盤旋於物外的某種毫無重量的因素”，但是，這種極度輕盈的話語，卻能以飛翔的姿態慢慢地呈現出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內涵，猶如海明威所說的“冰山原理”那樣。而這，在尤鳳偉的小說中顯然沒有更多的體現，這使他的作品總是凝重有餘而輕逸不足，情節鋪排極滿，而空靈背後的簡約之力相當匱乏。

3。人性的復甦與掙扎

如果從敘事內容上看，尤鳳偉的小說基本概括了二十世紀中國民間生活的一些重要歷史過程，完全可視為一部潛在的民間生活綿延史。但是，尤鳳偉的目的顯然並非僅僅為了強調這種創作的歷史品性，而是希望在這種相對完整的歷史脈絡觀照下，全面審視普通百姓在不同歷史境域中的生存狀態及其內在的精神秉賦。尤鳳偉的最大特點，就是能夠迅速穿透任何厚重的歷史幕牆，將一切歷史和社會的悲劇性衝突精妙地融鑄在人物的個性與命運之中，並以人性內在的尖銳疼痛來演繹深廣的社會背景。

所以，在尤鳳偉的小說中，很多人物的苦難與不幸都超出了純粹的個體生命自身的侷限，他們的劫難、無助乃至死亡，都穿越了自身精神和肉體上的缺陷，呈現出許多驚人的韌性品質與深厚的歷史文化指向。譬如《遠去的二姑》中的二姑，面對的就是一種民族道義與女性尊嚴的兩難選擇，她以個人的貞操換取了道義上的榮耀，卻又因此而毀滅了自我生存的尊嚴和勇氣，所以她只好以自殺完成自己一生的救贖。《姥爺是個好鞋匠》中的姥爺，雖然因身體的殘疾而一直生活在悲苦與屈辱之中，但他內心的是非道義並沒泯滅，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給了日寇一次慘痛的打擊，從而以生命作為賭注，將自己還原成一個精神上高大無比的完美英雄。《五月鄉戰》中的高家父子始終處在不可調和的尖銳衝突之中，但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們卻以自身的生命共同完成了另一種民間生命的輝煌史。《諾言》中的李朵以親情乃至自身的生命作為賭注，實踐著自己對易遠見的承諾。雖然歷史衝出了易遠見的預設軌道而最終背叛了他的諾言，但李朵的死在易遠見的內心依然豎起了一道人格的豐碑。《生存》裡的村長趙武和《生命通道》中的蘇原雖然沒有死得那麼輝煌，甚至還有些不明不白，但是他們同樣以種種絕望式的掙扎，表達了一個普通百姓異乎尋常的信念之力，在不動聲色中顯示出神聖的精神人格。這種人性內在的高邁與聖潔在尤鳳偉的一些愛情小說中表現得更加怵目驚心。如《辭歲》中的六婆以她特有的寬闊胸懷和超越一切世俗怨仇的氣度，不僅挽救了豆爺那顆絕望的心，還使他重新找到生存的勇氣與愛的力量。《合歡》中的財主夏世傑與呂月寧願以雙雙殉情自殺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強權現實的反抗與不滿，也不願在苟且中忍受著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