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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的。我毀了她。最後我站住了，心裡充斥著不可名狀的恐懼。恐懼中還存有一絲希冀與幻想，這就是校黨委或許不會拿蘇英是問。因為說出姓名後我立刻向禿頂領導申明：蘇英不屬《大地》正式人員，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順便幫著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說這些的時候禿頂領導不住地點頭，說明他已認可，既如此蘇英就不會有事。就這麼我阻止了自己，決定暫且不把這事對蘇英說，也不告訴相關的其他人。放棄了蘇英我又想到了馮俐。自從前天早晨在食堂見面後再沒見。不知這一兩天範宜春是否將她“鬧會”的情況通報給外語系？外語系會不會以此對馮俐進行處理？又會對她進行怎樣的處理？還有馮俐本人採取什麼態度？這一連串的問號在我的心裡翻滾。當然最擔心的還是馮俐本人是何態度，因為我知道她太任性認死理兒。找馮俐。這麼想時我的兩腳已開始邁動（每當想到與馮俐有關的事我的思維與行動總能夠同步進行）。這時太陽已升到頭頂上，已近午飯時間。性急的學生已三三兩兩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點不覺得餓，我快步來到女生宿舍樓，見許多女生從樓道擁出來，儘管我低頭目不側視地往樓裡走，可還能感覺到向我投來的目光。

我和馮俐的關係不是秘密，可現在這時候來找她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著頭皮往樓裡走，在樓梯上碰見與馮俐同室的鞠燕，她頗驚訝地叫了一聲周文祥。我點點頭問馮俐在不在房間裡。她說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兩個臺階又停下腳，轉回身看看沒人，對我說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緒很糟糕。我趕緊問道：系裡領導找過她沒有？她說找過了。我問怎麼樣呢？她說領導讓馮俐做檢查，根據檢查情況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處理。我問馮俐是什麼態度。她說馮俐首先將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來《大地》稿件對系領導說了，她質問領導中文系總支這麼做是不是卑鄙。系領導對此不做評價，馮俐便揚言如系領導對此不做評價，她永遠不會做什麼檢查。正說到這兒有兩個女生從樓梯拐角處下來，她高聲說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樓了。我趕緊上到馮俐所在的樓層，為避免再與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門前。進屋後我第一個感覺是光線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著簾子。只有馮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見我來她不驚不喜，指一把椅子讓我坐。以前可不是這樣，只要屋裡沒人她都讓我坐在她床上。這瞬間我突然感到我們之間已經有了距離。這些日子我有意對她疏遠，這出自對她的關愛，不是心甘情願的。但此刻當感覺到疏遠已真實存在我的心便感到無限的痛楚。待習慣了黑暗環境後我發現馮俐的臉色非常蒼白，精神委頓。她的手邊放著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詩集》，她十分喜愛普希金，我們曾多次在一起討論普希金的詩。但我覺得如今詩已離我們很遙遠，生活中只有鬥爭和政治，早已沒有了詩。我望著這本已同樣被我疏遠的詩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壓抑，覺得快喘不過氣來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開窗簾，這時馮俐尖聲呼叫不要拉開。我驚訝地迴轉身望著她，問道：外面這麼明亮為什麼要拉上窗簾呢？她不作答。我又說這屋裡太暗了。她冷冷地說：外面比屋裡更黑暗。我說外面有太陽……她說太陽是黑的。她又說太陽下面到處是齷齪、是欺騙、是卑鄙無恥，我不想見，永遠不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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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鞦韆架

六

屈指數從一九五七年聖誕節入獄至今已兩個月了。中間跨過一個被中國百姓稱為舊曆年的春節。從氣候上說，這段時間是中國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時節。在監牢裡度過的這頭一個嚴冬使我對寒冷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監室裡滴水成冰，夾著雪花的寒風從鐵門的縫隙和牆上的瞭望孔往裡灌。身上缺少足以禦寒的衣裳，黑下蓋的被子也很單薄，一天到晚都覺得周身冷颼颼的，沒一點熱乎氣。另外，肚子裡缺少飯食，產生不出足以抵禦寒冷的熱量。冷是徹裡徹外無終無了沒處躲沒處藏的冷。監室裡無論是坐著站著還是躺著，都像得了統一的號令那般將身子緊縮，縮成一個個“人幹”。儘管入獄之初我便曉得監獄不是一個福地，可也沒料到環境會惡劣難熬到如此地步。“飢寒交迫”是對這段獄中時光最客觀的寫照。

問題是“飢寒交迫”並非是犯人苦難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測命運對精神的壓迫。心裡總是在猜測不久將從法官嘴裡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還是活。軀體的飢寒交迫以及心靈的恐懼疊加在一起，這就是一個犯人的生存景況。

這兩個月來草廟子衚衕看守所也發生了不少的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