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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晚上？一點也記不起。

——二十四日。早飯時孟廣琦通知我：校黨委要找我談話。我很驚訝，問談什麼？他說去了就知道。我在心裡說純廢話。往校辦公樓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為惹惱了系總支，現在把我推到學校裡。反正事到如今也沒別的辦法，走到哪兒算到哪兒吧。和我談話是兩個人，一個是五十出頭的禿頂領導，面熟，在黨委做什麼不清楚，屬開大會能登主席臺的級別；另一個是校辦秘書潘棟。我本以為潘棟會向我介紹禿頂領導的職務，卻沒有。禿頂領導開始問我一些事情，態度倒和藹。他問什麼我回答什麼。他問我對中文系整風反右有什麼評價。我說很好。他問很好指什麼。我說聽中文系領導講中文系的整風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問我被打成右派有什麼看法。我說沒什麼看法。他問我能不能想通。我說能想通。他說中文系報告說你拒絕參加批判會，是事實吧。我說是。他問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頭腦這時飛快地旋轉：要不要將逃會的真正原因說出來，說出來可以藉機為馮俐辯護，這樣外語系一旦將不利於馮俐的材料報到校黨委，他或許會在瞭解事實的基礎上給予公正處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這一幼稚的想法。不會有公正處理，決不會有公正處理。如果有的話，全校就不會像雨後的蘑菇那樣一夜間生出這麼多右派來。我說沒參加批判會是因為有一樁急事外出，也沒來得及報告。潘棟說這是十分錯誤的行為，你懂嗎？我說懂，為此我向系總支做了檢討。禿頂領導說應該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認識。為你，也為推動全校的運動向前發展，校黨委決定在全校範圍內為你開一次批判會，對此你有什麼意見？我說我沒意見。他點點頭，說你要想通，不要有牴觸情緒，因為你的問題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張大字報是你貼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團是你組織的，還有那份《大地》……哎，你們《大地》編輯部除了你還有幾個成員呢？我說五個。他問都有誰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問。對《大地》的事中文系是瞭如指掌的，會不上報嗎？即使這樣我也知道無論他問什麼我都必須有問必答。我說程冠生、莊毅之、陳連山、古克朋，就這些。他和潘棟對對眼光，說你才說了四個啊，還有一個是誰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頭轟地一聲炸開：啊！壞了！壞事了！我在心裡哀號：我害了蘇英。明知中了禿頭領導的誘惑，可我不甘心。我憤恨，我懊悔，我說是四個人，不是五個，我說錯了。禿頭領導依然很和氣，慢條斯理地說：你不會弄錯的，就那麼幾個人怎麼能弄錯呢？我啞口無言，這時我想起那句“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的話，說出的話也是收不回來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腦袋猛砸，砸得頭破血流才好。禿頂領導確實是老謀深算的，他的判斷不錯說的話也不錯：就那麼幾個人怎麼能弄錯呢？是的，作為一刊主編怎能將手下的一班人弄錯呢？問題是我們有意保護著一個人，就是蘇英。保護蘇英是因為她的情況有些特殊，有可能矇混過關。就《大地》的實際工作而言，蘇英的作用不亞於任何人，甚至積極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歷史系也不瞭解她參與《大地》的情況。那段時間可以說她是個來無影去無蹤的“飛鴻”。隨著反右形勢的不斷嚴峻，編輯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難逃（事實上也是這樣的），於是就不謀而合地想到保護蘇英這個問題。把她從《大地》“開除”出去，在任何場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這種保護是奏效的，但現在……我對自己的過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實無須多言，我此時的神態已將所有的“玄機”披露無餘。而禿頂領導和秘書潘棟也無須多言，他們此刻的神態也讓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無濟於事。我說出了蘇英的名字……

出了辦公樓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呂浩明第二？呂浩明為了向領導證明自己的認罪態度好，將綠葉文學社的所有成員一起裝進筐裡出賣。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呂浩明這樣的人，我出賣了蘇英，我成了敗類一族。我咒罵著自己，心中十分懊悔。當然我也在心裡為自己辯護，發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禿頂領導的奸計。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蘇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訴她，讓她做好應付事變的準備，另外我還要去告訴《大地》編輯部每一個人，讓他們也知道今天的事。蘇英沒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擔干係，讓大家也有所準備。如修改說話口徑，這一點很重要。我向蘇英所在的歷史系教學樓奔去，但走著走著我的腳步慢了下來，我感到心慌意亂，自知無法面對蘇英。我的過失（如果不說出賣的話）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