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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這變化主要體現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轉。

經過公安審訊員的突擊審訊，歷史反革命犯大都轉去了正式的監獄，騰出的地方便接納了像我這樣被批捕的右派犯人。開始是分關在各監室裡，但隨著人數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個監室裡關兩到三名甚至更多。獄方對此也做了防範，儘量不把同一單位的右派關在一起，我們24號監室新增的三個“右犯”一個是北京某歌舞劇院舞蹈演員，一個是新華社的外文編輯，再一個是人民大學的歷史系講師。他們的名字最初是從管理員口中得知，演員叫郭純，編輯叫劉基若，講師叫胡普光。監室裡的犯人流動性很大，但為新到犯人起外號的傳統卻保持不變。幾天之後，我的這三名政治同類便都冠上了新名號，演員郭純叫“二姑娘”，編輯劉基若叫“二分之一”，講師叫“胡公公”。如果親眼見到演員和編輯兩人的模樣，你就會覺得這兩人的外號起得真是天才。演員細皮嫩肉的還長著副女人樣的水蛇腰，編輯小小的個子連臉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號。講師是因為他三十幾歲未結婚並揚言終生獨身才被叫了胡公公。正如那句“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話，初進監獄的他們在得知我和他們是一路貨色後，便對我表現出親近與信賴，向我問長問短。我是過來人了，完全理解初入獄的人急於瞭解新環境的迫切心情，回答問題盡我所知。我從他們口中也知道了許多我想了解的事情。如外面的形勢有什麼變化，對那些未解送司法機關審判的右派分子怎樣處置等等。他們也如實告訴我。劉基若說他從新華社內參上知道對K大《觀察與思考》學社頭頭龍天勝的審訊情況。

龍的經歷是轟動一時的：龍被逮捕之前聽人說以他的“反革命集團”首犯的身份不僅會被逮捕，有可能被槍斃。他便伺機逃。這時他發現不論走到哪裡，總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細高挑戴眼鏡的人離他不遠。他明白自己“長尾巴了”。為甩掉這個“尾巴”他先乘22路公共汽車進了北京動物園。“尾巴”也進去，他左轉右轉總甩不掉，出動物園乘101無軌去了前門火車站，買票上了火車。“尾巴”也上了火車，在一個車廂，相隔三四排座位。他有些緊張，到天津站下來就向對面一個飯店跑，進入飯店正門後就從旁門跑出來回到車站。這時正好有一輛開往塘沽方向的火車，沒買票就跳上去了，這回把“尾巴”甩掉了。他走到露天碼頭，往遠處張望，看有沒有輪船的燈光，他想如有船就游過去，求人將他帶走。正張望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了兩個人來，一下子就把他扭住了。他掙扎著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也不說話，硬是把他扭送到不遠處的派出所，出來一個頭頭問他“黑燈瞎火”你在碼頭上轉悠打算幹什麼？他說不幹什麼，看看大海，那頭頭嘿嘿一笑說白天不看大海黑下里看？下令搜他的身，因為他腰裡繫著油印的大字報和學生證，鼓鼓囊囊的，那頭頭笑了，說原來你不是小偷，是K大的右派學生啊。想逃跑是不是？於是打電話跟北京市檢察院聯絡。檢察院用印表機現打了張逮捕證，來人將他逮捕了。

我問劉基若知不知道龍被關在哪裡。他說不知道。我問胡普光他們學校的田野是否被捕，胡講田野捕得比他要早。我問是不是也關在這座看守所裡，胡說不曉得。我又問知不知道K大有個叫馮俐的外語系學生，胡說不知。我又問知不知道有個叫蘇英的歷史系女生，胡也說不知道。他說K大他只認識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個別教師。我又問知不知道中文系有個吳啟都講師。他說知道，吳在他被捕的前幾天被捕。這訊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吳本來滿有把握會被摘帽平反，而事實上卻加重了處罰，究竟是為什麼？當然正為自己官司所累的我也顧不上多想別人的事，吳啟都的遭際在腦中是一閃而過的。遺憾的是沒有得到馮俐的訊息，還有蘇英。我不知道胡公公這一撥新犯人中間有沒有K大的人，如果有我寄希望在放風中見到，他們會告訴我急於知道的一切。

春節後對崔老的審訊是步步加緊了，崔老是塊難啃的骨頭，曾對他採取過許多措施，均未奏效。審訊員不相信崔老對自己那個“歷史空白”的解釋，又苦於找不到他“訓練國民黨特務有直接或間接血債”的證據。因此長達三年之久沒有結束預審。看來這次是決意要把這個案子了結。幾乎每晚都要提審，每次都審訊到將近凌晨。崔老回到監室躺下不一會兒就到了起床時間。爬起來的崔老兩眼紅紅哈欠連天。崔老是個嗜睡的人，長時間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垮了下來，整日無精打采，連話都懶得說一句。而在短暫的睡眠時間裡卻說起了夢話。崔老說夢話也與眾不同，很有水平。從倒下一直說到起床。有時候說著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