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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整風,許多教師在肅反中受了創傷,應當賠禮道歉,否則誰還敢在整風中講話?
鄧教授的發言使會議的溫度升高起來,議論聲中同時有幾位老教師舉手要求發言。範宜春滿臉綻笑地環視一下會場,眼光最後停在教現代文學的吳啟都講師身上,說先請吳老師發言吧。聽範宜春這麼一說,會場立刻肅靜起來,許多教師都把眼光盯著吳老師看,臉上的表情都有些異樣。吳啟都講師的遭遇在K大幾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戀愛經過能寫一本書。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戀人也是後來的妻子齊女士一起在上海讀大學,解放軍攻打上海時這位齊女士的父親攜全家登船去了臺灣。到臺灣後齊女士日夜思念吳啟都,要求父親再把她送回大陸去。父親不肯。她便以絕食要挾,揚言不放她回大陸就永不進食,直至餓死。到絕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國軍將領老爸心軟了,把她送上一條返回大陸的艦船。那時臺灣海峽穿梭來往著運送國民黨撤退人員的大小船隻,從大陸開向臺灣的船隻人滿為患,從臺灣開往大陸的船隻幾乎全是空船。齊女士乘坐的那條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隨身行李是她儲存著的吳啟都的一箱書信。就這麼一人獨乘一艘客輪橫渡過臺灣海峽,回到了上海。這段渡海尋郎君的佳話當時在學校傳為美談。大學畢業後吳啟都和未婚妻齊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書,不久兩人結了婚。一年後生了一個兒子。後來開始了肅反。齊女士被肅成了國民黨派遣特務,被逮捕判刑。吳啟都被定為特嫌。所以此時吳啟都要求發言就十分引人關注。
吳啟都還未開口眼圈便淚光閃閃,他說:前幾天我給K大黨委寫了一封信,要求在這次整風中對齊韻琴的問題加以甄別。今天在這個座談會上我要向中文系黨組織再次呼籲:齊韻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國民黨派遣特務,這一點我以我的腦袋擔保。首先我必須承認,齊韻琴從臺灣返回大陸,並非出於對共產黨新政的嚮往。那時我和她都沒有這種覺悟,她純粹是為了和我結合而為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說成是派遣特務,她有口難辯,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務的證據。當時的肅反工作人員好大喜功,覺得能挖出一個真正的特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績,於是顛倒了司法程式,先將她定性為特務,然後才尋找證據。鄰居說常聽到我們家有滴滴答答的聲響,辦案人員就叫人家寫材料說聽到了發電報的聲音。他們不知道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電影裡特務發電報滴滴答答響是為了給觀眾一個直觀的效果,事實上耳機裡的聲音別人是聽不到的。還有,他們還忽略了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假如國民黨想讓齊韻琴充當潛伏特務的話,那有什麼必要先到臺灣然後再返回來呢?這樣做不是會明顯暴露身份嗎?辦案人員只要稍加推敲就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可他們不願這樣做,他們只要抓特務,只要出工作成績,不要別的。可他們為什麼就不想想這要給別人帶來多大的災難啊!齊韻琴到現在還在勞改農場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嗚嗚……吳啟都說到這已泣不成聲,說不下去了。範宜春關切地說吳老師你先休息一下,過會兒再說。在這裡我可以負責任地代表系總支向你表個態:會後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黨委。吳啟都哽咽地說: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進去,嗚嗚……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惟聽吳啟都講師悽慘的嗚咽聲。範宜春不住地說哪位再發言?過了一會兒,又有老師開始發言了。發言一個接一個,直到天暗下來。
出來後在路上遇見了龍天勝。龍天勝問我《大地》出刊了沒有。我說還沒有,再有幾天就出來了。龍天勝隨即對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說你和程冠生都應該做副社長的,忽略了。我說幹不幹副社長無所謂,主要是刊物忙。接著他說《觀察與思考》學社的全部人馬也都行動起來了,忙得不亦樂乎,幹了好多事。你們刊物可不可以報道一下?我說當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說一下。他說好。我掏出鋼筆和筆記本,光線已經很昏暗了。他說一是針對《人民日報》不報道K大整風情況我們去報社質問,貼了大字報,遭到了圍攻;二是把K大整風中湧現出來的有質量的大字報油印出來,寄往全國各大學;三是組織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紹K大整風經驗,為籌措路費,我們向教授們募捐一萬多元;第四,組織人與民主黨派聯絡,爭取他們的支援,他們都表示和學生們站在一起;第五,以《觀察與思考》學社為一方以K大團委為另一方在大飯廳開了一次辯論會,辯論會開得十分熱烈;第六,以《觀察與思考》學社名義參加數學系的一次辯論會,辯論會也很成功……龍天勝如數家珍般介紹完他們最近的各項工作,說馬上要出席一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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