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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時在食堂沒有見到馮俐，由此也證明她沒有參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講會。我有些失望。

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開的資深教師座談會，會議由範宜春孟廣琦兩書記主持。會議一開始冷場，範宜春做啟發性發言，我一點沒料到他把話鋒指向了我。他說從本系的運動發展來看教師落後於學生，接著他把眼光轉向我說比如五四級四班的周文祥同學，是他首先貼出了全校第一張大字報，對推動全校以至全國的整風運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現在他又和幾個同學一起創辦了《大地》，據說創刊號很快便能面世。一個普通的文科學生能如此對黨的事業充滿責任感，我們作為師長的怎能甘居落後呢？坦白地說聽了範宜春這般說我心裡不免竊喜。他畢竟是系黨總支書記啊，他的話代表黨的聲音。黨認可了你的行為並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揚了你可是很不尋常的啊。我發現很多白髮老教師都側目向我看，在他們的目光裡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

範宜春這番以學生激老師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師們開始發言了。教我們哲學的秦仲俞教授打了頭炮，他說既然黨態度誠懇地讓我們提意見，我們再沉默就有些不識抬舉了。從哪裡說起呢？就從上午S大來的女學生的演講說起吧，我去參加了。開始是好奇，心想一個未出茅廬的丫頭能有多少貨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聽了不一會兒，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黃毛丫頭，是理論家。我覺得她確實了不起，她講得很有道理，很有水準。比方她談的社會制度問題，她認為我國的經濟基礎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國的上層建築不能適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黨委清除“三害”，並且大張旗鼓地透過整風運動來清除“三害”，但產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裡呢？她指出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說產生官僚主義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機構。我覺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於是沿著她的思路我們便不得不這麼想：黨願不願意改變現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沒有決心改變，那麼清除“三害”便無從談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風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對此我不想反駁，拭目以待吧。

範宜春微笑著對秦教授說：秦教授這頭炮開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觀點嘛。接著發言的是教現代文學的李教民教授。他說我步秦教授後塵，也從田野的演講說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開始是抱有懷疑的態度，而我一開始則持欣賞的態度，因為我在S大的一個學生聽過她的演講，學生對我談到她的一些觀點，我覺得很精闢，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這次她談到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對我們這些教中文的人來說，對這個問題不會沒有看法，一是系統不起來，二是沒勇氣探討。田野既統而觀之又說得大膽坦誠。我完全同意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對胡風下的論斷根據不足，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根據不足。所謂胡風反社會主義，是否就是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進言，說胡風一案假如偵察當中沒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錯的！但是沒關係，趕緊解決就是了。我以為田野對毛主席這一規勸既誠懇又大膽，我希望毛主席能夠採納。一個人究竟有沒有罪，不能由一個人說了算，金口玉牙，那與封建帝王有什麼區別？說到底這是一個民主與法制的問題，法由誰制定出來，由誰來解釋由誰來行使又由誰來監督這個問題在中國沒有得到解決。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邏輯混亂，你對領導有意見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組織，反組織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這個公式定罪，豈不是人人都有當反革命的份麼？

李教授的發言引起會場的騷動，許多人私下議論著什麼。我飛快地做記錄。我以為秦李兩教授的發言作為對田野演講的反響，可作為《大地》下期的內容。接下去是教當代文學的鄧巋驥教授發言，他說黨現在有威沒信，群眾害怕黨，怕黨的幹部，怕黨員。校系黨組織對知識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黨的工作，不是在領導學校治學而是在辦黨。民主作風不夠，黨員高人一等，對一些工作包辦，如留助教，報考研究生等問題不徵求教師意見。黨對群眾的意見不能虛心考慮，不喜歡聽反面意見。因而群眾不敢提意見，提了怕被扣上落後分子的帽子。黨的領導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後提倡尊師愛生，而肅反和三反中學生抓住教師的頭髮要他低頭，還撞牆，有人說這叫人民的法律，這樣如何能尊師？黨應該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