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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十年，再減為八年。今已出獄。徐志耕《是是非非李慶霖》（載《雨花》1994年5期）一文，為全面瞭解李慶霖其人其事，提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史料，可參考。。

（二）為知青典型落實政策

除了前面講過的一些經“四人幫”及其親信賞識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樣板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也多多少少受到衝擊。如河南省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中在極左勢力的影響教唆下說過錯話，做過錯事。粉碎“四人幫”後，薛喜梅深感自己問題嚴重，多次寫材料，並在大會小會上進行檢查，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她參與‘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但仍長期未予解脫。為了及時解決自己的問題，薛喜梅曾多次給河南省委領導寫信，均無下文。她又親自到鄭州找省委負責人，等了八天，沒人理睬，只得失望而歸。她的錯誤，還影響到妹妹入不了團，並連累了一些同學和他們的家長。一次，薛喜梅途遇一個同學的母親，被拉到家裡坐了一會兒。不料想，這位母親所在單位即責成她交代與薛喜梅的關係。這種處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惱，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報》，1979年5月23日。。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劇了知青典型的窘迫處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隊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堅，是聞名全國的典型。“###”結束後，山西仍舊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順勢掛到“四人幫”線上，一些幹部為此被關押起來。蔡立堅也被莫名其妙地劃入其列，於是新賬舊賬一起算。地區報紙拿出版面對她進行批判；地區知青辦、團委聯合召開批判會，中心議題是她怎樣由紅心變黑心；縣委揭批查辦公室提出給她以嚴重警告處分。她的縣委常委、省團委常委、省革委委員等職務也被罷免。問題多年得不到澄清龔曉村：《杜家山的夢》，《中國婦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遼寧省一些下鄉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訪，反映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對他們的定性和處理偏嚴過重，要求重新作出結論。知青典型高曉天在給省知青辦的信中寫道：

向黨組織說說我的心裡話。在我任職（注：高曾任生產隊長）期間，和貧下中農一起大幹，我們小隊的糧食產量逐年提高，由過去的畝產一百###十斤，一年達到八百一十斤，以後又增加到畝產一千三百斤。我對貧下中農和各級領導幹部是熱愛的。“四人幫”###老幹部時，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會”，毛遠新一夥妄圖利用青年整老幹部，我一言沒發。我由於疲勞過度患腰肌勞損，但自己咬著牙繼續大幹。七四年毅然放棄了升學。女朋友抽回瀋陽時，我堅持留在農村，犧牲了個人利益。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典型人物的歸宿（5）

“四人幫”及其死黨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圖把知青作為借用力量，我當時也被他們搬上了銀幕、電臺、報紙。對於他們別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識別能力，沒有抵制，也說過一些錯話。回想起來很痛心。但我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應該一分為二。

十二月二十日，開原縣清查辦來了兩個同志，向我宣佈結論：“犯有嚴重錯誤，是四人幫黨羽親信器重的人物，是他們極力培植的一個典型……”看了這些我想不通。說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們稱為“唯生產力論”的典型。難道我們生產隊連續三年超千斤，多打糧有錯嗎？為什麼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觀事實，無限上綱？黨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確對待因受“四人幫”影響而犯了錯誤的青年，為什麼基層老是落實不了？我要求組織把我的問題調查清楚，做出正確結論。

高曉天的信寫得很誠懇，反映的問題也帶有一定普遍性。這類知青典型長期生活在農村基層，在領導農業生產中取得了一些成績。當然，由於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極左勢力甚囂塵上的日子裡，他們中不少人也曾隨波逐流，或盲目執行“上級指示”，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對此是應該諒解的，而不應小題大做，無限上綱。

遼寧省委對高曉天信中反映的問題很重視，主管知青工作的書記在他的來信上批示：對知識青年中老典型的處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隨意作“假典型”的結論，犯一般錯誤的知識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結論。省委另一位負責人也批示說：“對毛遠新、‘四人幫’路線影響下樹的一批典型，要作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要看他們的基本方面，不要過高地上綱上線。必要時可發一通報，使各地注意這一問題。”根據遼寧省委的指示，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