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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辦發出通知，要求全省對運動中處理的知青典型認真進行一次複查，重新處理，正確作出結論。

遼寧省是“四人幫”集團重要成員毛遠新長期控制、經營的地方，知青典型為極左派領導人矇蔽、教唆、利用的現象也最嚴重。遼寧省委提出給知青典型落實政策問題，對全國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鑑意義。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不少知識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給國務院寫信或上訪，反映對他們的處理過重。為此，國務院知青辦曾在《情況簡報》1978年第21期中以《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正確對待犯錯誤的知識青年》為題，專門介紹了遼寧省彰武縣正確對待犯錯誤的知識青年的經驗。1979年3月，《情況簡報》增刊第14期又發表了遼寧省委正確對待下鄉知青典型的報道。同時強調指出：對待知青典型，要做客觀的、歷史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他們中間，確有一些是搞“鬧而優則仕”起家，靠追隨“四人幫”爬上高位，成為幫派體系骨幹分子的，如朱克家、張鐵生之流，也有一些###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民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對他們一定要徹底揭發批判，以至給予必要的黨紀國法制裁。這隻佔極少數。絕大多數知青典型，包括那些下鄉早、有幹勁、成績大，但又犯了某些錯誤，甚至犯了嚴重錯誤的知青典型，要注意保護。國務院知青辦的文章還規定了保護知青典型的幾條原則：可處分可不處分的，不要處分，不要追究個人責任，不要作“假典型”的結論。錯誤特別嚴重需要做組織處理的，也要採取“冷處理”的辦法，或者調離領導崗位，或者下放基層鍛鍊，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再按照本人的表現做最後的組織處理。

典型人物的歸宿（6）

1979年5月23日《人民月報》在刊載本報記者來信《老知青薛喜梅應該解脫》時，發表了編者按。編者按指出，正確對待下鄉知識青年典型人物的問題，值得重視。對他們的錯誤，應該進行歷史的分析。對他們說過的錯話，不應該揪住不放。只要他們把問題說清楚了，有了認識並以實際行動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歡迎進步，為其解脫，做出妥當的處理。這樣有利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有利於鞏固上山下鄉的成果，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歸根結底，有利於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在此前後，其他一些報刊也發表了同樣內容的文章參見《中國青年報》，1979年5月8日；《遼寧青年》，1979年7期。。

應該看到，提出給知青典型落實政策的問題，不單純是為了糾正前一段揭批“四人幫”運動中出現的過火行為，同時也是出於“鞏固上山下鄉的成果”的現實需要。當時，全國知青的返城風已經如火如荼。不久，一些知青典型獲得了再度輝煌的機會。

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雖然給了知青典型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的機會，但至少對其中一部分人來說，他們因成為典型而付出的代價是無法補償的。

典型人物多是年紀輕輕，下鄉不久，即被領導看重，多方培養，並委以重任或加以桂冠的。然而一旦形勢陡變，身份地位則難免不一落千丈。最令人觸目驚心的還是1976年前後歷史車輪的急遽轉折，一些志得意滿時人物因此被狠狠甩了出去，後悔莫及。與普通知青相比，典型人物的經歷通常更坎坷，自不待言。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經歷。不但曇花一現的“反潮流”典型如此，像邢燕子、侯雋這樣的老知青樣板又何曾例外？上山下鄉運動處於高潮時，兩人總是身兼高職，頻頻亮相於廣播新聞中。1976年，侯雋被提升為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7月份調到國務院知青辦工作。這中間，僅僅經過三個月，隨著“四人幫”的垮臺，她作為“有牽連的人和事”，受到審查。起因是，她任職期間，國務院知青辦領導小組起草了一份《知青工作調查報告》，主持檔案起草工作的是正組長和知青辦主任，她作為副組長也參與了其事。粉碎“四人幫”後，中央領導人指出這份報告符合“四人幫”口味。侯雋的問題查清後，被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回原單位工作。1977年底，她回到闊別多時的寶坻縣竇家橋，仍舊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

董加耕的名字，在60年代幾乎家喻戶曉。60年代初，他高中畢業後立志務農，被樹為全國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腳踩汙泥，心憂天下”成為教育青年學生時經常引用的座右銘。他的形象曾鼓舞許多青年喊著“學習董加耕，一心下農村”的口號投身於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與其他同時代的弄潮兒比，他以後的命運更顯得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