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頁)

好的人作為“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階級敵人、壞分子”，予以嚴厲的###，也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乾部一直首當其衝。雖然從上年年初開始，上海市革委會就一再製止知青們將鬥爭矛頭對準他們，但看來收效甚微，這些人還是不斷遭到批鬥甚至毆打。如普陀區的“部分革命群眾”提到：“今年以來，發生好幾起毆打里弄幹部的事件，有時挑動一些覺悟較差的支疆青年家長出場挑釁，有時唆使一些流氓阿飛充當打手。有個裡委會的黨員生產主任在最近半個月內竟連續4次被打”《警惕壞人再把矛頭指向革命的里弄幹部》，《文匯報》，1968年3月25日。。廣州也存在類似現象，一些知青“衝擊街道革委會，綁架、毆打革命幹部”《南方日報》，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從5月底開始，就又一次著手處理這一問題，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開鬥爭大會，如徐彙區楓林路街道曾連開兩個鬥爭大會，鬥爭一個“破壞支疆工作的壞傢伙”，據說這個壞傢伙在歷史上就曾參加過反革命組織，祖父是個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所以他對黨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中他打著造反旗號上躥下跳，煽風點火，印發了大量反動傳單，造謠說街道和里弄幹部動員一個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撈到800元到1000元的鈔票；一個家長還揭發他說：“這個十惡不赦的傢伙曾經誣衊造謠，說我的兒子在新疆被活活釘死在木板上，急得我們精神失常，影響了生產。不久我的兒子從新疆寄來了家信，說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們才識破這個壞傢伙的真面目。”《堅決打擊破壞支疆工作的壞傢伙》，《文匯報》，1968年5月26日。

面對家長的不滿和壓力，該市革委會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文匯報》曾借一位支邊青年的口揭發她的父親破壞她上山下鄉的罪行：

我父親是地地道道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期間混入“支疆青年家長造反司令部”靜安區愚園路街道造反隊，煽動受矇蔽的群眾毆鬥里弄幹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於去年10月返滬的。“支疆青年家長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動後，他龜縮家門，偽裝老實，背後惡毒謾罵里弄幹部，要我耐心等待，到###後期想法留在上海……還要我跟丈夫離婚……《威脅利誘全不怕，“殺”回新疆幹革命——支疆返滬青年何愛之與反動家長一刀兩斷》，《文匯報》，1968年6月21日。

返城風的平息（3）

在如此反覆宣傳，反覆向“壞人”施加壓力的同時，上海市的“文攻武衛”指揮部於6月7日凌晨“發動強大攻勢”，將“一小撮一貫擾亂社會治安，破壞支援內地、支援邊疆、支援農業工作的罪犯”一併逮捕。據說，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雜在群眾中的地富反壞分子，他們製造事端，煽動鬧事，糾集歹徒毆打準備返回農村的人員，尋釁衝擊車站、碼頭，打著造反旗號毆打里弄幹部，進行打砸搶，嚴重地破壞社會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們之終於落入群眾專政的法網，實乃大快人心。

上海這一做法並不是孤立的。這年夏季，對於返城知青來說，形勢是益發嚴峻了，許多大中城市都開展了類似的打擊“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壞分子的活動。

這一活動是與整頓城市治安、制止武鬥升級的措施結合在一起的。7月3日，###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小組聯合發出了關於制止廣西兩派群眾組織武鬥的“七三”佈告，這個佈告據說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像當時一切中央檔案一樣，佈告不是針對廣西一地，而是針對全國的。佈告要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發展革命大好形勢，開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並特別要求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挑起武鬥、破壞交通、製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惡活動，要求對這些人實行群眾專政。這個佈告的第四條又一次重審：“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知識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半個月後，又一個與其內容大致相同的《七？二四佈告》出臺。此時“###”爆發已經兩年，形勢卻仍然十分混亂，流血、屠殺事件層出不窮，連續釋出兩個佈告，既透露出形勢的嚴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這場混亂的極大難度。

為貫徹中央的“七三”通告，廣東省革委會、廣州市革委會發布了一個《告外地來廣州市人員書》。書中提到很多下鄉上山人員“以種種藉口，擅離崗位，長期插手廣州地區文化革命，甚至幹了一些違法亂紀，危害群眾利益的犯罪行為”。它還特別嘲罵了有些上山下鄉人員是“打著造反旗號，披著革命外衣，裝出一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