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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的臉孔，公然汙衊下鄉上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顯然對返城知青和他們的處境談不到一絲一毫的同情。該佈告要求返城知青立即返回本單位，並且強調說，對這個佈告採取什麼態度，是對廣州地區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一個考驗。這是在對那些吸收了知青的組織施加壓力《南方日報》，1968年7月20日。。緊接著，一場“群眾專政的革命風暴”就在廣州市街道興起了。在解放軍部隊的配合下，各街道都“狠抓階級鬥爭”，動手進行對倒流城市的支農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許多知青被迫撤離了據點，拆除了武鬥工事，交出了兇器和搶來的物資，紛紛檢舉壞頭頭，退出了組織。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在1968年下半年，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以“群眾專政”的形勢，在城市中進行著“政治大掃除”，這種做法到當年的國慶節前達到高潮，如上海市就曾宣稱由“公檢法機關、文攻武衛戰士、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對社會上所有的陰暗角落進行了一次全面大沖刷，割除了社會毒瘤……”《政治大掃除好得很！》，《文匯報》，1968年9月21日；《本市文攻武衛戰士今晨再戰告捷，一小撮犯罪分子一個個束手就擒》，《文匯報》，1968年9月23日。所掃除的物件，就包括了知青。他們還每隔幾日，甚至天天在夜間突然到車站、碼頭、各公共場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戶口”，給返城知青和他們的家長，造成了莫大的壓力。

返城知青至此，已不可能再對留城抱有任何幻想，返鄉已經是唯一的出路。到這年年底，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後，即使是在校的中學生（也就是如今所說的“老三屆”即六六、六七、六八屆高中、初中生）想要留城尚且不得，更遑論這些早已失去城市戶口的知青了。針對他們的措施都極其嚴厲，有的城市甚至曾統一收走這些知青家長的戶口本和糧本，知青不返鄉，糧本就不發回，全家沒糧吃。於是，到1968年底，各地知青都陸陸續續地返回了他們下鄉之地。

這場知青返城風就這樣很快夭折了。它的水平、規模、對社會的影響和結局，與十年後的知青大返城都不可同日而語。但它所反映出的問題，卻是十分深刻的。

知青的返城已經預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是根據不足的。它壓抑個人選擇生活道路的機會，將眾多勞動力強制束縛在已經飽和的有限的土地上，在反覆不斷大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背景下，無端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視與矛盾，下鄉知青不可能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更不可能在“親不親，階級分”的冷酷環境中與農民“結合”，因為結合總是需要感情的。

但是，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抗爭和思考，都沒有引起社會應有的重視。

那些紅衛兵也就是在校青年，對於他們的先行者，因地區的不同，採取的態度也是不盡相同的，但其中大多數，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學生，態度是相當地冷漠無情。當他們又一次豪情滿懷地邁上這條道路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想到，他們將重蹈這些先驅者的覆轍。他們甚至忘記了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一百多萬知識青年踏上了這條道路。直至今日，他們還不無驕傲地宣稱，是他們的下鄉，捲起了全國知青運動的大潮，是他們為中央提供了這樣一個思路。

不是沒有人注意過這個問題，有些紅衛兵參加過對知識青年組織的批判，指責他們是“為私造反”；也有些比較認真的學生動身到農村，對知青的狀況進行過調查，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卻將知青的種種不滿和苦悶歸結為“素質差”。應該承認，“###”前劉少奇搞的“兩種教育制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青年中的不平等，在在校學生，尤其是重點中學學生的頭腦中是有深刻影響的，“###”初期對“紅衛兵小將”的吹捧，更使他們對自己的估價高到極致。他們帶著一種優越感看待比他們先行一步的老知青，心裡並不認為自己與他們是一種人。這就是知青這次返城風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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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者（1）

知青們為返城進行的第一次抗爭終歸失敗，他們偃旗息鼓，再次回到廣闊天地，再次去當有文化的新農民了。

但是，“###”的這段經歷對他們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畢竟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在正常執行的社會中不可能提供的天地。經歷過與他們同齡的大中學校學生未曾經過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看到過那些叱吒風雲的“紅衛兵小將”看不到的社會角落的這批知青中的優秀代表，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