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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傳統社會中，讀書與做官，一直緊密聯絡在一起。中國傳統的讀書人，的確輕視體力勞動，輕視勞動者。但問題在於歷史已進入20世紀，接受###、科學教育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與封建士大夫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讀書與做官之間的必然聯絡早已被切斷，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這一階層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還硬要將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封建社會計程車大夫混為一談，這或者是觀念上的落後，或者是別有目的，就不在我們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了。

城市知識青年隊伍的構成（5）

這些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們的處境，是頗為尷尬的。一方面他們至少在表面上還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生活條件不僅高於一般百姓，甚至也高於一般幹部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在政治上是被改造物件，毛澤東動輒就讓他們“洗澡”、“脫褲子割尾巴”，使他們動輒得咎，戰戰兢兢。而他們的子女，處境比他們本人更糟些，他們往往被當作資產階級子女對待，比他們的父輩承受著更大的政治壓力，“嬌生慣養”，“清高自大”、“只專不紅”幾乎成了他們的代名詞，所以，他們普遍存在著要背叛家庭的意識，其中一些人“與工農結合”，做普通勞動者的願望，比一般青年更為自覺和迫切，這是“###”前知識分子子女的一個特點。

這些人的子女，在學習文化知識方面的確佔據優勢，所以考不上學的人數，相比其他子女要少些，在“###”前便已上山下鄉的是很少數，但社會上既然認為他們能夠參加體力勞動最為難得，所以在60年代初，對這些知識分子子弟下鄉的宣傳，曾一度是輿論的熱點。

北京最早樹立的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兒子侯方興。侯方興於1962年初中畢業，與百餘名同學一起分到位於京郊西山腳下的巨山農場參加農業生產，當時年僅16歲。侯教授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他的兒子能到國營農場參加勞動，在宣傳上的意義自不待言，一年後侯教授夫婦在報刊上發表了名為《喜看兒子參加農業生產一年》的短文，與後來那些充滿革命辭藻的文章相比，這篇文章是相當平實的，只是以父母的口吻談到，孩子當初報名，主要還是出於個人興趣，短短几個月，卻從貪玩的孩子變成了自覺的勞動者。《中國青年報》，1963年10月12日；另見《送兒子支援農業最前線》，《北京日報》，1963年5月10日。

如果說對侯方興的宣傳，更多強調的是教授送子下鄉這一主題的話，那麼與此同時甚至更早的陳嘉鯤，更多的則是宣傳他本人。陳嘉鯤也是教授之子，他的父親是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錫祺，據說他本來希望兒子能繼承父業，學習歷史。陳嘉鯤1961年於廣州市六中高中畢業後卻未考上大學。當年9月，他隨廣州市“大躍進”之後最早一批城市知識青年，到中山縣的平沙農場落戶，他最初在青年隊勞動，後來到畜牧隊飼養奶牛，兩年間沒有怨言，不怕髒累，乾得很有成績。一個著名教授之子當了最為人所不屑的平凡的飼養員，這是個大有文章可做的題目，各報曾以《來自書香門第的新農民——教授的兒子陳嘉鯤落戶農村》、《教授之家新“秀才”——記落戶平沙農場的高中畢業生陳嘉鯤》等為題對他進行報道，陳嘉鯤一下子就名揚全國。《中國青年報》，1963年7月30日；《羊城晚報》，1963年7月22日。

不過，除了侯雋以外，他們都沒能成為全國級的知青明星。1964年以後，更是連陳嘉鯤這樣等級的典型也未曾樹立過，這顯然是因政治形勢的改變而在宣傳導向上所作的調整。即使是對周恩來親手樹立的侯雋，也曾有人以她父親有些“問題”為由，對大張旗鼓地宣揚她，提出過不同意見，更何況別人了。

（四）普通市民的子女

我們按照當時青年的出身來討論知青的結構問題並不是絕對的，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情況不可能按照出身劃分，如下面將要談到的普通市民子女。

城市知識青年隊伍的構成（6）

“###”前的下鄉知青中，佔據大多數的，是因種種原因未能升學、又沒有門路在城市就業的普通市民的子女，其中包括國營企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城市貧民、小工商業主的子女，當然也不乏“紅五類”。他們也有獻身革命、獻身祖國的熱情，但總的來說，卻既少幹部子弟的使命感，也少知識分子子女的浪漫，他們下鄉的動機大多是很實際的。

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難，急於為家庭減輕負擔。這類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