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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覺自願來農村的，現在我又想了些什麼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實向黨支部作了彙報，安心在農村待了下來。並與一同下鄉落戶的知識青年李秀敏結了婚。

1962年春，趙耘轉到苗街三隊任生產隊長，有的社員聽說他父親是天津的一個處長，恨不能借他這個關係多給隊裡辦點事，如搞點化肥、機器之類，都被趙耘一一回絕。據他說：“我初當隊長時以為最大的困難是不懂生產，沒想到迎頭碰上的是階級鬥爭。我反覆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有人不滿，說我是政治隊長。有人乘我到區裡開會的機會，在亂稻草裡裹上稻子，打算搞瞞產私分，被我發現了。我馬上向大隊黨總支作了彙報。”有些社員因他反映情況而罵他是“奸細”。1962年前後的農村，情況相當複雜，“瞞產私分”其實是農民對上面一些極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謂的“階級鬥爭”現象，也往往是被人為誇大甚至製造出來的。剛走出校門的知識青年不可能瞭解如此複雜的實際情況，他們往往憑著在學校學來的一套大道理，在農村橫衝直撞，與“落後勢力”開展堅決鬥爭，而當時被極力鼓吹的階級鬥爭理論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宣傳，無疑對青年的這種做法是一種激勵，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當成骨幹、充當先鋒，結果與農民關係搞得十分緊張的事例是很多的。這也是“###”爆發後很多知青在農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當然，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機會達到個人目的，而置農民疾苦於不顧的人。

城市知識青年隊伍的構成（4）

趙耘看到和他一起下鄉的夥伴，有的初來時不習慣，後來開始適應了鄉村生活，拿上了工分。他們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點小天地，蓋了新房、置了傢俱，買了無線電和腳踏車，開始安於熱炕頭的小日子。趙耘感到很痛心，儘管有人有意識地和他疏遠，他卻主動去接近他們，與他們談心，鼓勵他們重新樹立革命理想。

1964年，趙耘已在農村落戶7年。他被評為河北省農業戰線上的28面紅旗之一，從此趙耘名揚全國。《中國青年報》和《天津日報》等報紙都曾以大量篇幅報道他的事蹟。《天津日報》以《趙耘到了農村以後》為題發表對他的長篇報道時所加的編者按說：

他終於以革命思想戰勝了殘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後思想。不僅不為某些迷戀於小安樂窩生活的人所感動，而且，一些同來的夥伴在思想上的變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動幫助他們重溫舊志，鼓舞他們繼續前進。他不斷地從農民身上吸取有益的營養，而對於那些落後的思想和習俗卻並不妥協。他這種勇於革命、堅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每一個知識青年學習的。《天津日報》，1964年1月17日。

《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農相結合》時所加的編者按說得更為明確：

這又是一個和工農結合的知識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趙耘和周明山，同是從學校走上農業戰線，同是後來當了群眾愛戴的黨支部書記。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農村長大，趙耘是大城市裡長大的。但是，趙耘經過7年的刻苦鍛鍊和改造，也由城裡來的“洋學生”變成了一個“田秀才”《中國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周明山是與趙耘幾乎同時，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絳縣南柳大隊的回鄉知青，更準確地說是個青年農民，因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參見《敢教日月換新天》，《中國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對周明山的報道。。

在農村參與“四清”運動，參與整農村幹部和社員的，也往往是他們，結果便是“###”以後在農村的無法立足。他們為自己的熱情和盲目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三）知識分子與社會名流子女

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不包括已經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當時所謂“沒有問題”的那些人。社會名流，包括###人士、著名演員等等。

只是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命題時，人們彷彿才明白，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其實都是勞動。他們一致的對立面，應該是剝削才對。可是在當時，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卻被錯誤地擴大化、絕對化起來，甚至成為對立的兩個概念，知識分子，腦力勞動，倒與剝削者，與不勞而獲成了一體。按當時的宣傳調子來說，最厭惡勞動，最輕視勞動人民的，不是剝削階級，反而是同樣也在從事勞動的知識分子。

社會上存在這種看法，其實淵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