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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每逢歐佩克召集定價會議，整個世界都會焦急不安地等待訊息。20世紀70年代後期，一些能源專家已經預測，這麼下去，等到20世紀末，石油價格將會漲到每桶超過100美元。不料，突然之間，這個卡特爾組織似乎就要崩潰了。石油價格開始下滑，1986年年初一度下跌至每桶10美元，1987年才逐步回升到每桶18美元。①

就在我們撰寫本書的時候，伊拉克人侵科威特，油價又迅速上升到每桶35美元。專家們對歐佩克的前途莫衷一是。

①　當然，我們必須同時記住一件事，即在1981…1985

年，美元對其他貨幣強勁升值。因此，不管是油價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下跌，或者是之後收復失地，油價的變化用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結算，都不如用美元結算時看起來那麼富有戲劇性。

究竟是什麼因素主宰了這樣一個卡特爾的成敗？而在多數情況下，又是什麼因素左右了從商界、政界乃至其他社會機構的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平衡？藉助我們在第1章提到的發生在克格勃牢房的囚徒困境，這個問題至少可以部分得到解決。

歐佩克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博弈。當然，我們講述的時候採用了戲劇化的敘事方式，強調了箇中困境，拋開了許多歷史細節。現在，我們從考察僅僅兩個成員的產量決策開始，假設這兩個國家是伊朗和伊拉克。為以後講解方便，我們只允許每個國家各有兩個產量水平可以選擇，分別是每天200萬桶原油或者400萬桶原油。根據這兩個國家的不同決策，輸出到全球市場的總量將是每天400萬桶、600萬桶或者800萬桶原油。與這組數字對應，假設價格分別是每桶25美元、15美元和10美元。在伊朗，原油提煉成本是每桶2美元，而在伊拉克則是每桶4美元。於是，我們可以用“百萬美元/天”為單位，在圖4…1上顯示兩個競爭對手的利潤。每個格子的右上方是伊拉克每天可得的利潤，左下方是伊朗的利潤。①圖4…l

伊朗和伊拉克的利潤圖①

這種用同一個矩陣表示兩個參與者的得失的做法來自托馬斯·謝林。他用過分謙遜的筆觸寫道：“假如真有人問我有沒有對博弈論做出一點貢獻，我會回答有的。若問是什麼，我會說我發明了用一個矩陣反映雙方得失的做法……

我不認為這個發明可以申請專利，所以我免費奉送，不過，除了我的學生，幾乎沒有人願意利用這個便利。現在，我願提供給各位免費使用。”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優勢策略，即選擇較高的產量水平進行生產。比如說，伊朗第四行對應產量的利潤數字分別是52和32，全都高於第二行對應的數字46和26。假如兩國全都選擇各自的優勢策略，它們的利潤將分別達到每天3200萬美元和2400萬美元。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不過，假如它們合作，本來可以分別得到4600

萬美元和4200　萬美元。

這種情況稱為“囚徒困境”。其顯著特徵在於，雙方選擇各自的優勢策略，以使其收益達到最大，不過，與雙方選擇將其收益最小化的策略相比，最終的收益卻更糟。那樣的話，雙方為什麼不選擇最小化的策略呢？回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例子上來。即使伊朗願意選擇最小化的策略，每天生產200萬桶，但伊拉克仍然有生產400萬桶的動機，這麼一來，結果就是對伊拉克最有利，而對伊朗最不利。假如伊朗不想合作，堅持生產400萬桶，這時，伊拉克若是隻生產200萬桶，伊拉克就是傻瓜，白白犧牲自己的利潤。這個卡特爾的問題在於，怎樣才能在雙方都面臨誘惑、很想欺騙對方、從對方所失中獲利的前提下，找到一個方法，維持一個低產量、高價格的策略，而這一策略能為雙方都帶來最高收益。

伊朗和伊拉克的情況與前面提到的克格勃的兩個囚犯情況相仿。兩個人都知道坦白才是優勢策略：假如一方不坦白，另一方就會由於坦白而得到好處；假如一方坦白，另一方若不坦白就是傻瓜了。因此，無論一方怎麼做，另一方還是想坦白。這一點對雙方都適用。但一旦雙方都坦白，各人都會遭到嚴厲的懲罰。我們再一次看到，謀求個人利益的私心最終導致了一個糟糕的結果。實際上，假如雙方都不坦白，雙方的結局都會更好一些。問題是，在雙方暗自較勁希望為自己謀求一個更好的結果的時候，怎樣才能達成這樣的合作。

一個產業的幾個競爭企業之間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這個間題不僅讓商人們苦惱不堪，也同樣折磨著商學院的學生們。得克薩斯州A